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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轄域宋代進士論述

作者:  來源:互聯網  更新時間:2017年05月15日

福建轄域宋代進士論述

在中國歷史上,福建文化的發展相當晚,直到東漢,福建仍似孤懸海上的化外之地而有“閩在海中”之稱。總體上可以說,包括士人在內的北方漢人的入閩,才帶動了福建經濟和文化的發展。唐代貞元以後,福建學術文化逐步改觀,至宋代,福建文化在全國已可以算是走在前列了。這可以從科舉考試中窺見一二。從隋煬帝大業二年( 606年)開始,至清德宗光緒三十年(1904年)科舉結束,歷時1298年,全國共舉行 670次進士考試,錄取進士102000余人(特奏名除外),其中閩人 10800餘人,約占九分之一。而宋代福建科舉第一,宋代 319年間共舉行 118次進士科考試,錄取進士 3萬多人(包括特奏名),其中福建7607人,將近占四分之一。從福建一省來看,歷代錄取的進士人數分別是:唐、五代74人;宋7607人;元76人;明2410人;清1337人,總共是 12800餘人,僅宋代就占了一半以上,可見宋代福建進士之多。那麼,為何本來文化落後的福建,在宋代能夠有這麼多人考取進士,而且遠遠排在全國前列?這不僅和宋代科舉制度有關,也是由於經過五代的經營後,宋代福建經濟文化發展迅速。

 

一、宋代科舉制度有所變化

宋代的科舉制遠較唐代精簡,是唐向明清過渡的中間階段,主要是貢舉,另外也設有制舉、童子舉和武舉。宋代科舉取士主要在貢舉上,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三傳、學究、明經等科,最貴莫過於進士科。制舉是為民間有奇才異行的人和在官者而設,但錄取人數極少。童子舉為15歲以下,能通經作詩賦的童子而設,童子舉考試偶有舉行,取人也不多。仁宗朝開始實行武舉,以後一度廢止,南宋也舉行過若干次。貢舉考試一般分為州試、省試和殿試三級。州試時,由州之通判主持進士科考試,州之錄事參軍主持其餘各科的考試。凡取中的考生被稱為“舉子”、“貢生”,到京城參加尚書省禮部的考試,稱省試。主持省試的官員由皇帝任命,在任官員也可以直接參加省試,稱作“鎖廳試”,仁宗以前,未被考取的官員要“重置其罪”。和唐代不同的是,自太祖開寶五年( 972年)開始,皇帝親自主持殿試成為常制,這也是加強中央集權的一個重要方面。省試和殿試幾年舉行一次,宋初尚無定制。仁宗末年曾規定隔年舉行一次,英宗時又改為三年一次,但在具體實行時並不是很嚴格。宋代科舉制度影響到科舉取士,主要表現在:

1.宋代科舉擴大取士。北宋一反五代時期的武人專政,採取“右文抑武”網羅士人的政策,因此在科舉中擴大取士名額,政權向地主階級知識份子開放。有宋一代通過科舉各科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 361人,大大超過唐代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取士人數。儘管宋代科舉考試制度一再採取“糊名”、“譽錄”等措施嚴格考試,但據統計,宋代每年平均取士人數約為唐代的 5倍,約為元代的30倍,約為明代的 4倍,約為清代的 3.4倍,可以說宋代是歷史上取士最多的朝代。

 據統計,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的 166年間,共開科69次,取進士、諸科 34163人,每舉平均取士達 495人,每年約為 205人,相當於唐代每年取士人數的二三倍之多。此外,尚有制舉和特奏名沒有統計在內。不過由於宋代參加制舉的人並不多,考取的北宋僅40人(有張方平中制舉兩次,因此實際上只有39人),南宋只 1人。而特奏名人數則是相當可觀的,例如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參加殿試的考生有 840人,而另外就有特奏名多達900 多人。北宋末年,僧道百家也可應試。

2.科舉與選官直接掛鈎,促使更多人選擇科舉之路。宋代謀得官職較為容易,甚至國子監的上舍生中的上等生,曾一度不用參加科舉就可直接授官,而中等生則可直接參加殿試。唐代進士要得到官職,須有公卿的推薦,還要通過吏部的選試才可。而宋代發生了變化,宋初,在殿試時還淘汰一些人,後來凡是在禮部考試及格者,一律授予官職,殿試只是評定他們的等第,而且考在前等的很快就可以獲得高官,升遷也較他人為快。例如仁宗朝,共開科考試13次,每次前 3名共有39,這些人大多數都得到高官厚祿,只有 5人沒有取得公卿位置。這也促使了更多的士人紛紛投考科舉,以期取得功名和官爵。為了減少因考場不意而對政權產生不滿情緒士人的增多,宋政權擴大取士。太祖時最多一次,取進士31人;太宗時,每次 100多人;真宗時,多至 400多人;仁宗以後,每次也錄取在 400人左右。如此選仕制度,有利於吸收大批地主階級和其他階層的知識份子,擴大政權統治的社會基礎,但隨著年代的推遠,這種作法也成為了宋代官僚機構臃腫的一個重要原因。

3.錄取特奏名人數多。特奏名又稱恩科,凡參加省試和殿試多次不中的士人,累積到一定的年齡和舉數,可由禮部特予奏名直接參加殿試,分別等地,並賜出身和官銜。這一制度是為宋代所特有,也是為了籠絡下第士人,以防止他們起而造反,投奔異域。獲得特奏名的資格,一般是要經過省試進士五舉或六舉、諸科七舉或八舉,年齡在50以上,北宋中期以後曾實行“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即參加省試以後30年,即可參加特奏名殿試考試。南宋則要求“進士六舉曾經禦試、八舉曾經省試,並年四十以上;進士四舉曾經禦試、五舉曾經省試,並年五十以上”,准予特奏名,形成定制。特奏名的錄取人數,沒有具體定制,自真宗朝逐漸增多,並開始分等次。據統計和推算,兩宋貢舉各科共取士約11萬人,其中正奏名約 6萬人,特奏名約 5萬人,特奏名占總登科人數的 45%,人數之多,可見一斑。凡特奏名,不論殿試合格與否,均賜予一定的出身和官銜。這種制度,一大批士人坐候歲月,希冀恩澤,也造成人才的浪費。

 

二、宋代福建經濟文化發展迅速

從各地上榜人數看,福建考取進士各科的人數遠在全國之首,這是宋代福建經濟文化發展迅速,從而能在科舉中表現突出。

1.宋代福建文化的崛起是中國文化重心不斷南移的結果。中晚唐時期,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後,更多的移民湧入福建,于福建的文化發展準備了必要的人口素質。五代時期,福建已成為國內文化較發達的區域,宋朝統一後,南北交通更為暢通,由於南方經濟的發展,所以,南遷的北方移民不斷入閩。南宋由於定都東南的緣故,東南一帶,薈萃了更多的文化精英。東南各路文化大省中,唯有福建位於遠離戰線的後方,宋朝將南外宗正司與西外宗正司置於福建,便反映了這一考慮。

 從晚唐至五代,中原經歷長期戰亂,而閩浙遠離戰事,受禍較輕,所以宋統一之後,社會經濟能夠迅速恢復,而且文化也日趨發達,一改過去荒遠落後的面貌。進入宋代,福建文化呈現了高度繁榮的景象,不論在科舉、書院、出版等各個領域,都有傑出的成就。各種統計不斷說明兩宋福建各類人才的湧現與文化地位的顯赫;《宋史》所列《儒林傳》和《道學傳》中閩人17位,居全國第一;“福建出秀才”列為全國第一;兩宋進士中福建占了近五分之一,居全國第一;《宋元學案》立案學者988人,福建178人,居全國第一;《宋史》閩人位宰輔之職,居全國第三,等等。

2.對缺乏足夠傳統積累又無其他因素作用的福建學術來說,學校教育特別是官學教育,在當時是推動它發展最主要的動力。宋代福建的教育擁有官學和私學兩大支柱,兩者共同構成推動文化發展的基礎力量。宋朝福建教育系統大概分為私塾、官學、書院。其中私塾,大、小學兼有,主要是小學,包括部分官辦的義塾和鄉學廣泛分佈於各地,如長樂阜林鄉學、莆田壽峰義齋等;官學,即為州學,屬於大學,以廣泛發展的私塾為基礎。南平州首先設官學,隨後,其他八個軍州也都開始辦州學,學校經費主要靠學田收租。學田除官撥公產或寺廟廢產等外,也有官私個人的捐贈;書院的性質一般多為民辦,也有少量公立、私立公助、公立私助的形式,但在宋代福建的書院中,私立者還是占多數。書院也屬大學,宋代福建有書院 110所,最突出的代表是朱熹辦的考亭書院和武夷精舍,宋代福建書院是理學發展的重要基地。

教育的發達,使福建各地學風甚重,有“學校未嘗虛裏巷”之勢,從而使得宋代福建科第特別興盛。《宋史.地理志》將“多向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列為福建的重要特點。據《福建通志》所錄,宋代福建各類科目,包括進士正奏名、特奏名、詞學兼茂等制科、博學宏詞科、舍選、上舍釋褐、八行舉、童子科、明經、醫學、宗子正奏、宗子取應、恩賜、武舉等共有近 1萬人。在民間重學風氣濃厚,州縣學普遍設立,書院日漸增多的情況下,應舉求試者也不斷增加。

綜上,儘管由於一些不可避免的歷史原因,關於科舉取士人數的統計各種說法不一,雖然其中有少數附會的進士,但大體上還是可以看出,福建在宋代科舉中首屆一指的史實是可信的。宋代福建有這麼多進士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宋代出於擴大統治基礎,拉攏地主階級知識份子的原因,在科舉制度上有所變化,通過各種途徑擴大科舉取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福建在宋代,承接唐晚期和五代的發展,經濟和文化進一步繁榮,而表現在科舉上就是在全國科舉考試中,占上榜者的將近五分之一之多。因此可以看出,福建在宋代出了如此多的進士,是有其深厚的人文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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