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探花陳伯陶其人其墓

者:   來源:互聯網  更新時間:2016年07月18日

清末探花陳伯陶其人其墓

閆曉青

在廣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中,全市發現了不少的古墓。有的規模宏大,保存完好;有的歷史悠久,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位於廣州市蘿崗區的一處名人古墓———清末欽點探花陳伯陶墓就是其中的一座墓。

 

一、荒草叢中,隱藏名墓

陳伯陶墓位於廣州蘿崗區蘿崗街黃陂村金峰嶺上,周圍荒草叢生,山林環繞,人跡罕至,遠遠即可隱約看到高處那一對巍峨的華表。此墓坐北向南,規模宏偉壯觀,有一定的氣勢,保存得比較完整。整座墓占地面積約 200平方米,為山手灰沙墓。有一級護嶺。由北往南分別是:墓後土碑,為青石質“陳山來龍” 碑;墓正中有一塊連州青石墓碑,碑上有祥雲拱月的浮雕圖案,墓碑刻有“清賜進士及第授榮祿大夫予諡文良江寧提學使陳公伯陶墓”。墓碑前的掛榜左右兩側各有一隻小石獅蹲在小方石柱上,石柱上寫有“陳探花第”四字。右邊有一青石墓誌碑,左邊墓誌碑已毀。前臺有七級臺階,第二級有石獅一對,精雕細刻,石獅基座上亦寫有“陳探花第”四字。第一級臺階有高約 5米的花崗岩石華表一對,華表圓柱形,頂端各有一隻小石獅。

墓誌原為兩石,現墓地僅余後石,前石已不存。有的字體剝落,無法辨認。據《清代碑傳全集》卷二十一陳寶琛所撰墓誌銘,方得以補全。因其重要,錄記如下:

江甯提學使陳文良公墓誌銘

君諱伯陶,字象華,一字子礪,東莞陳氏。曾祖允道,祖夢松,父銘皀,咸豐壬子副貢。嘗佐縣令練鄉兵殲賊,城賴以全,三代皆以君貴,贈如其官。母葉封一品夫人。君天資肫篤,早歲熟諸經。及游陳蘭甫先生之門,所詣益邃。光緒己卯,領鄉薦第一。己醜,考取內閣中書。壬辰,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編修。曆充雲南、貴州、山東副考官,武英殿纂修,起居注協修,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甲午,邊事亟,戴學士鴻慈合同館數十人,奏請起用恭忠親王,君實主之。庚子亂作,兩宮西狩,君隨扈不及,輾轉達行在。變法議起,或請開上下議院,戴侍郎以諮君,君曰:不若因會議政務處而變通之。為擬奏稿,列會議四益:曰收群策,曰勵人才,曰折敵謀,曰息眾諭。疏入報可。逾年,蘇淮分省及日俄和成,收復東三省,事皆下會議。乙巳,命在南書房行走。丙午,出署江寧提學使,以崇實學,正人心,諭告諸生;省各校浮費十余萬兩,推廣實業、方言各學堂。戊申七月,署江寧布政使。立歲計表,鉤稽出納,歲絀銀九萬兩,歎曰:新政繁興,此後耗財且不止此矣。是冬,兩宮晏駕,總督□統軍會操湖北,皖省告警,僚列窘急無策,君請電調張提督勳軍駐下關,揚言皖亂已定,人心始安。己酉五月,再署布政使。十一月,實授江寧提學使。庚戌三月,入覲,時攝政王監國,君有所陳,不之省,請假修墓。旋由粵督代奏開缺養親。辛亥九月,奉母避地九龍,養親事畢,遂居焉,自號九龍真逸。壬戌十月,齋①萬金入京賀上大婚。因於召對,進老子三寶: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之說,上歎許久之,賞賚有加。自乘輿播遷,迄東陵之變,衰癃不能奔問,疊進巨金,且涕泣為文告海內外,勸輸修陵費。嘗欲撰《老子格言略釋》及注疏進呈,以病不果。庚午八月某日卒,春秋七十有六。上軫悼,賞給《陀羅經》,被予諡文良。著有《瓜廬文剩》、《詩剩》各四卷,《宋台秋唱》一卷,其餘《宋明粵東遺民錄》及傳志之屬,凡百餘卷。餘所見者,惟《孝經說》三卷,其下卷論孟子本《孝經》以楊墨,末辨禮運大同之言,謂非出孔子,皆有益於世道。配方夫人。子四:祖蔭前卒,良玉、良士、良耜。女十人,孫十人:紹舜、□□、紹騫、紹樂、紹澧、紹吉、紹義、紹瞕、紹唐、□□□於乙亥年三月廿四日葬君于廣州長安市小金峰之陽。具狀乞銘,餘識君晚,而相知也深,且君之學術忠節,皆有足書者,不辭而為之銘,銘曰:惟聖畏漸,履霜知冰。淫之辭,皆有繇興。疇昔變制,議聽熒。熄雅用夷,大憝斯乘。君謀雖臧,一諤群歡。威孤不弦,日車遂翻。遯跡江海,揆義天澤。述曾准孟,麾斥楊墨。務反大經,以存人紀。忍視蒸民,終淪豕。鬱鬱松心,真宰潛通。英靈千載,閟此幽宮。

經對照,《清代碑傳全集》所載的墓誌銘與墓地的墓誌銘碑所刻稍有出入。其一:陳寶琛所撰墓誌銘僅有“孫八人”,而沒有其孫的具體名字;墓誌碑上刻“孫十人:紹舜、□□、紹騫、紹樂、紹澧、紹吉、紹義、紹瞕、紹唐、□□”。墓誌銘碑所刻應為下葬之時,具體列明其孫應是準確的。其二:陳寶琛所撰墓誌銘僅有“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陽”;墓誌碑上刻“於乙亥年三月廿四日葬君于廣州長安市小金峰之陽”。由於陳寶琛撰寫墓誌銘是在陳伯陶下葬之前,時間和地點尚不明確,因而沒有具體寫明。所以上面所錄墓誌銘是參考《清代碑傳全集》所載的墓誌銘,並以墓地碑石為准。

 

二、科場得意,仕途通達

陳伯陶(1855—1930年),字象華,號子礪,晚更名永燾,又號九龍真逸。咸豐壬子(1852年)副貢陳銘皀之子。廣東東莞市中堂鎮鳳湧人。陳伯陶少即聰敏於學,他早年即拜粵中大儒陳澧為師,十歲通讀五經。光緒五年(1879年),時年二十五歲,中己卯科解元,參加鄉試獲第一名。光緒十五年(1889年)考取內閣中書,充咸安教習,館李文田家中,深得書法奧秘。光緒十八年(1892年) 時年三十八歲,中壬辰科進士,同榜者有蔡元培、張元濟、趙熙、湯壽潛等,殿試獲一甲第三名,欽點探花,並授翰林院編修。歷任雲南、貴州、山東鄉試副考官,文淵閣校理,武英殿纂修,國史館總纂,憲政編查館一等諮議等職。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見證了總理衙門大臣李鴻章代表中國與英方代表戈登簽署《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強租保安縣大片陸地及周圍二百三十五個島嶼連同水域九十九年。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光緒帝與西太后赴陝西,陳伯陶赴行在所。兩宮返京後,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入直南書房。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被派往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後,出任江寧提學使、兩署江寧布政使,崇尚實學,黜除邪說。在南京創辦學習外國語言的方言學堂和培養華僑子弟的暨南學堂。1911年他出任廣東教育總會會長。辛亥革命後,他隱居香港九龍城,署所居曰“瓜廬”,蓋以東陵侯種瓜青門外以自況,淡出官場,專心著述。其著述對後人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參考資料。1930年 8月20日,卒于香港九龍寓所,終年76歲。②

 

三、潛心學術,著述頗豐

陳伯陶好學深思,多才多藝,精通詞翰書畫,旁及醫術、地理、經濟,著述頗豐。在香港九龍期間,他著有《宋東莞遺民錄》二卷、《勝朝粵東遺民錄》四卷、《明季東莞五忠傳》二卷、《孝經說》、《吳梅村詩發微》、《袁督師遺稿》三卷、《增補羅浮山志》五卷、《瓜廬文剩》四卷、《瓜廬詩剩》四卷等,並主持修纂了《東莞縣誌》。

他的《宋東莞遺民錄》、《勝朝粵東遺民錄》,詳細考證了各類志書和當時的許多著述而後編纂成,有人物傳記及其詩文。《宋東莞遺民錄》共記有二十多人,《勝朝粵東遺民錄》記有二百九十多人。兩書分別記載了宋、明時期地方遺民的舊事,成為後人研究宋、明時必引之書。《東莞縣誌》歷時六年,是一部史志學界評價較高的縣誌。他在香港九龍組織編纂《東莞縣誌》時,需要引《琴軒集》以作佐證。可惜遍尋不得,他痛心疾首,於是自己重新搜集陳璉舊文,翻遍史料文庫,將重新搜集而來的陳璉詩文編為十卷,仍定名為《琴軒集》,由聚德堂交付給當時的印書局綸光堂刻印。陳伯陶的好友張其淦,與陳伯陶同為東莞人,為同榜進士。家藏康熙六十年之萬卷堂《琴軒集》原本。得知陳伯陶為編《東莞縣誌》,需引《琴軒集》為證卻尋遍不獲時,張其淦主動將其珍藏之孤本相借,供其參考,助陳伯陶完成了《東莞縣誌》一百餘卷的編纂工作。《東莞縣誌》仿阮元的《廣東通志》及近代南番諸志的體例。“閱六載方成,凡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余萬言。”③後附的沙田志四卷,對東莞明倫堂的地產 ———萬頃沙六七百頃沙田的緣由、歷史、管理、用途等作了詳盡記述。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史料。陳伯陶曾師從藏書家李文田,性好藏書。他去世後,遺言將藏書捐置酥醪觀中。其後羅浮設有道同圖書館,即以瓜廬藏書為主。

 

四、創辦學校,造福後人

上面提到的酥醪觀,位於廣東省博羅縣西北的羅浮山幽谷之中。東晉時由葛洪所創建,初名“北庵”。傳說秦朝安期生會觴神女于玄丘,於觀內釀泉酣酒,共談玄機,醉後呼吸水露皆成酥醪,各乘飆車而去,而“為酥為醪之味,散于諸天”,故名“酥醪觀”。歷代均修葺和增建。陳伯陶早年隨父在此寒窗苦讀,因注籍觀中,清光緒年間,酥醪觀住持陳伯陶曾四處奔走,遊說勸諭國內外華人華資辦學以振興中華。結果,於1906年在六朝古都南京創辦了方言學堂和廣州暨南大學的前身———暨南學堂。暨南學堂是為“宏教澤而系僑情”,中國創辦的第一所國立華僑學府,目的是培養華僑學生的國文、國語及各科學。“暨南”二字出自《尚書.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意即面向海洋,將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遠播於五洲四海。後來遷到上海,1927年更名為國立暨南大學。抗日戰爭期間,遷址福建建陽。1946年遷回上海。1949年 9月合併於復旦、上海交通等大學。如今廣州的暨南大學即為1958年在廣州的重建。

 

五、情系前朝,憂國憂民

陳伯陶的思想,我們從他的著述、詩詞、自述中可以有所瞭解。在他的自述中,他談到“談節義者昌于宋,盛于明”,“蓋明季吾粵風俗以殉死為榮,降附為恥,國亡之後,遂相率而不仕不試,以自全其大節。其相颷以忠義亦有可稱者。……故貳臣傳中吾粵士大夫乃無一人。……我粵人心之正,其敦尚節義浸成風俗者,實為他行省所未有也。”我們由此可知他的價值觀念。他在編修《東莞縣誌.人物傳》時,“于袁崇煥、張家玉、蘇觀生三傳尤詳核,皆所以托其志也”④。他隱居九龍時,因“邑志稱宗室子秋曉(必豫)于國之後,西走大奚,走甲子,每望?山則伏地大哭”⑤。辛亥革命,革命軍攻破廣州,他隱居九龍,忠君懷念故國之心,使他常常到“宋王台”撫今追昔,長歌當哭,可見他懷念前朝的思想情懷。“酥醪觀裏一黃冠,共古遺民守歲寒。”⑥由此可見他的寂寞。陳伯陶學道奉儒造就了他慈悲憐弱之心,他在詩詞中表達了憂國憂民的心聲。從他的訪貧問苦詩《饑兒行》可見一斑,詩雲:“道旁欹側三間屋,瓦釜折鐺床拆足。寡婦垂頭色淒慘,孤兒懷內呱呱哭。停車問寡婦,幾時別汝夫,手中黃瘦兒,朝夕得飽無?寡婦向我言,本有三壯兒,兩兒饑已死,委棄荒山坡……”他敬仰忠烈之士,懷念故主,所以空有滿腹經綸,無以報國,只好採取消極避世的辦法,隱居九龍,在著書中寄託自己的情感。

 

六、文物普查,破解懸念

陳伯陶在歷史上有一定的影響,其墓的發現為廣州歷史文化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宋《東莞遺民錄.自序》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名城增添了內涵,對研究其人提供了很好的資料。2004年 9月 2日的《南方都市報》上載一文“廣州市第四次文物普查發現多處古墓,其中兩處更隱身鬧市”,其中以小標題“欽點探花陳伯陶身葬何處留懸念”對陳伯陶墓作了相關報導。但此報導稱“讓專家們大感疑惑的是陳伯陶之孫陳紹南所編《代代相傳》一書中反映,出生在東莞的陳伯陶在家鄉也有墓地。從照片上看,兩座陳伯陶墓的形制、周圍環境,連破損之處都極其相似。那陳伯陶究竟是埋葬於東莞,還是廣州?專家們表示將……親赴東莞,探訪東莞陳伯陶之墓,以破解懸念。”本人為了查明真相,前往東莞進行過考察,走訪了東莞文物部門,得知東莞僅有陳伯陶故居,現已於2004年被東莞市人民政府公佈為東莞市文物保護單位,並未發現陳伯陶墓。經查找,陳伯陶之孫陳紹南編寫的《代代相傳》一書上有幾幅陳伯陶墓的照片,其中一張照片下面寫有“陳伯陶之墓地是經過兩年尋覓才找到之風水山丘,坐落東莞”等字。經仔細辨認,所載照片其實就是現在廣州發現的陳伯陶墓。我們曾經前往現場調查,親眼看到過照片上的華表、石獅、墓碑,至今記憶猶新。我們回頭再看陳伯陶墓右碑碑文,碑文雲:“……於乙亥年三月廿四日葬君于廣州長安市小金峰之陽……。”碑文所說“長安市”位於何處?“長安市:舊稱黃陂墟,又稱聯安市,距黃陂村裏許。始建于清代嘉慶十九年(1814年),當時有店鋪40餘間,以農曆二、五、八日為墟期。……以‘長治久安’為意,改為長安市。”⑦由此可知,碑文所載地址就是今天的蘿崗街黃陂村金峰嶺。雖然無法從有關史料中找到陳伯陶葬身何處的記載,然而墓碑碑文中這一句終於為我們解開了這一懸念。《代代相傳》一書上所寫“坐落東莞”字樣應該屬於疏忽所致。而且,後來我們有緣結識了《代代相傳》一書的作者 ———陳紹南先生,他明確指出書上所寫有誤,陳伯陶墓僅此一處。所以,位於廣州蘿崗區蘿崗街黃陂村金峰嶺上的陳伯陶墓確是其墓地。這一名人古墓現在已列為廣州市登記保護的文物單位,得到妥善保護。

 

注:

①  作者按:此字擬為“齋”

② 《清代碑傳全集》卷二十一,張學華所撰“江寧提學使陳文良公傳”

③ 《東莞縣誌.序》

④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

⑤  宋《東莞遺民錄.自序》

⑥  倫明:《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

⑦  廣州市白雲區蘿崗鎮人民政府:《蘿崗鎮志》,84頁,2001年。

  (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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