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別 |
明代虎患
發生次數 |
占明清時期該地區虎患總數% |
清代虎患
發生次數 |
占明清時期該地區總數% |
虎患發生
次數合計 |
|
江蘇
含上海 |
32 |
45 |
39 |
55 |
71 |
|
浙江 |
49 |
36 |
86 |
64 |
135 |
|
安徽 |
24 |
39 |
37 |
61 |
61 |
|
江西 |
48 |
30 |
110 |
70 |
158 |
|
福建 |
52 |
41 |
73 |
59 |
125 |
|
東南地區 |
205 |
39 |
309 |
61 |
514 |
資料來源：據該地區的方志統計得來，為節省篇幅，未列出具體縣誌名稱（下同）
第三，從虎患的地域分佈上看，也和明代以前有很大不同。明以前，虎患只出現在浙江杭州、蕭山，安徽祁門，福建福州等少數幾個縣市，而到明清時期，幾乎遍及東南各省許多縣，據統計，有虎患發生的州縣達197個之多。在清代，東南地區共有349個州縣，有虎患發生的州縣約占其56%，即一半以上的州縣都有虎患發生（見表二）。
表二：明清時期東南虎患的地理分佈
|
省份 |
發生虎患縣數 |
占省內總縣數% |
|
江西 |
54 |
67 |
|
浙江 |
43 |
55 |
|
福建 |
44 |
73 |
|
江蘇 |
27 |
38 |
|
安徽 |
31 |
51 |
注（ 1）各省虎患的次數和發生虎患的縣數，均根據各省的縣誌統計
（ 2）各省的縣數，據《清史稿·地理志》浙江為78廳州縣，
江西80，江蘇71，安徽60，福建60。
第四，東南地區各省發生虎患的情況亦有所不同。本區北部平原較多的江蘇、安徽等省虎患相對較少，南部多丘陵山區的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虎患發生較多。虎患最多的是江西、浙江和福建，都在百次以上。江蘇、安徽雖不到百次，但也在60次以上。就地理分佈來看,情況也大致如此，最多的也是江西（52個縣）、福建（44個縣）、浙江（43個縣），其次為安徽（31個縣）、江蘇（27個縣）。說明地處中亞熱帶，丘陵較多的江西、福建和浙江三省，虎患嚴重的程度要高於江蘇和安徽。由此說明，出現虎患的多少，又與各省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
二、虎患個案舉例
從現有資料來看，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十分頻繁，老虎作惡甚為倡狂，又甚兇殘。虎患倡狂程度，從下列的幾個例子中可以窺其大概。
例一：浙江杭州湖墅，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九月二十四日，天尚未明，湖墅夾城巷北，有黃斑虎軀體雄偉，自南河遊至巷。有腳夫謝四，因早出行，與虎交肩行過，被虎爪傷左肩。虎遂入前巷知州淩煜家，據廳上大吼，鄰里無不杜門。淩家破後壁逃，虎遂登樓，地方奔告官司，喚獵戶二十余人，擒之無策，後以石灰灌入袋內，上瓦揭開，放日光，虎仰視，以灰迷其目，次以堅利長槍刺其口，始獲送官。”（光緒二十四年《杭州府志》卷八十四。又見康熙《錢塘縣誌》）
例二：江西上猶縣，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虎災連年，群虎遍擾，各鄉傷及死者五六百人。甚至舟泊水中及坐寮守蔬圃者，俱被啖至，樵牧商旅裹足。“（光緒十九年《上猶縣誌》卷十八）
例三：福建古田、寧德，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年），“有虎數隻，從古田至德西鄉二、三、四、五都，白晝橫行村落，人被傷者四、五十，豬狗無算，行路必數十人持械乃敢行，入山樵採亦必結眾鳴鑼鼓噪乃往。自春徂夏，其患始息。”（乾隆二十四年《福寧縣誌》卷四十三）
例四：浙江孝豐縣，明神宗萬曆十六年（1588年）“五月，孝豐移風鄉白晝虎傷一人，複入舍，舍人母病臥，虎欲傷之，其婦力救被傷。又至一家，婦驚，閉戶，值父子樵歸，虎傷其子，其父力博幸脫。”（同治九年《湖州府志》卷四十四）
例五：福建安溪縣，清聖祖康熙（1162～1722年）中“虎患尤劇，始而竄伏深山茂林，噬樵夫、牧叟，繼則咆哮林落，市癢生劉皇遒死焉，至附近之地，常沿渡南門外，居民男婦白日悉遭所啗，甚有虎入人家噬害婦女，如崇善裏芒洲五姓、長泰裏參內黃家遭毒尤慘。中夜越入邑城損傷豚畜，邑民不敢夜行。計數年之內，十八裏男婦老少，死於虎者不下千餘人。”（乾隆二十二年《安溪縣誌》卷十）
例六：江西樂平縣，清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睦樂村念經山有虎踞其上，實從未見者也。初虎突入附近耆德村，人不之覺，有鄉民攜12歲兒入園種蔬，虎伏籬側密菁中，兒揮鋤觸籬，虎撲兒死，父攖虎同死，村人鹹有戒心。睦樂人夏恩起，傭工於耆，慮虎入已村，歸告裏中預為備，路經念經山徑，中聞嘯聲，而虎已逼前，徒搏受傷僵斃，村人始駭知虎患。恩起弟恩普、恩祁痛兄慘亡，聚丁數十，將殪虎而復仇焉。虎耽視奮爪，勢猛甚，眾稍卻，普毅然持梃前進，祁持鳥槍繼之，槍發子未透，普亟以梃舂虎喉，虎齧梃作兩橛，遂奔普，噬腰幾折，複攫噬祁肩，普立死，祁胸膈猶溫，醫救數日亦死，虎忽去，無可蹤跡。”（同治九年《樂平縣誌》卷十）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有三大特徵：一是公然在白晝食人；二是成群作惡；三是竄入城鄉為害。和明清以前的虎患相比有很大不同。
三、明清時期東南虎患造成的人員傷亡
虎患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危害最嚴重的莫過於造成人員的傷亡。每次虎患都有百姓喪生于猛虎之口。嚴重的一次傷亡可達幾百、上千人。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究竟有多少百姓喪生于猛虎之口，現已難以準確統計。僅死傷百人以上的虎患次數就有31次，其中傷亡百餘人的12次，200～300人的10次（記載“傷亡數百人”的，作
300人計）， 400人的 1次，500～600人的
2次，1000人的
4次，粗略統計，傷亡人數至少在萬人左右。明清時期東南地區虎患的危害之嚴重，由此可見一斑。
表三：明清時期東南地區死傷百人以上的虎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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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
縣名 |
時期 |
死傷情況 |
所據文獻 |
|
浙
江 |
山陰 |
順治十六年（1659） |
傷百餘人 |
嘉慶《山陰縣誌》卷二五 |
|
玉環 |
萬曆二十年（1592） |
傷人數百 |
光緒元年《玉環廳志》十四 |
|
開化 |
隆慶二年（1568） |
傷開化民百餘 |
康熙《衢州府志》卷三十 |
|
樂清 |
萬曆二十年（1592） |
傷人數百 |
乾隆二十一年《溫州府志》卷二七 |
|
唐熙二年（1663） |
傷人數百 |
|
泰順 |
乾隆二年（1737） |
日傷四、五人，連歲約傷三百餘人 |
同治元年《泰順封疆錄》卷十 |
|
安
徽 |
涇縣 |
康熙四十六年（1707） |
十年中計傷千餘人 |
嘉慶《涇縣誌》卷二七 |
|
績溪 |
天啟三年（1623） |
傷數百人 |
道光七年《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 |
|
石埭 |
順治十七年（1661） |
始食一僧，相繼食一百八十餘人 |
民國三十年《石埭備志彙編》卷一 |
|
福
建 |
崇安 |
雍正三年（1725） |
虎患傷百餘人 |
民國《崇安縣新志》卷一 |
|
南平 |
乾隆五十四年至嘉慶八年（1789～1803） |
共被傷者四百餘人 |
民國《南平縣誌》卷二 |
|
屏南 |
光緒二十八年（1902） |
遭其害者以百計 |
民國《屏南縣誌》災祥 |
|
連江 |
乾隆五十九年（1794） |
計噬男女數百餘人 |
民國《連江縣誌》卷三 |
|
莆田 |
天順三年（1459） |
傷人以數百計 |
民國《莆田縣誌》卷三三 |
|
德化 |
康熙二十年（1681） |
吞噬百餘人 |
民國《連江縣誌》卷十八 |
|
安溪 |
康熙中 |
死於虎者不下千餘人 |
乾隆二十二年《安溪縣誌》卷十 |
|
長泰 |
康熙十一年至十二年（1691～1692） |
吞噬者千餘人 |
光緒三年《漳州府志》卷四十八 |
|
|
康熙 五十八年（1719） |
噬百餘人 |
|
沙縣 |
嘉靖四十一年（1562） |
食人數百 |
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 |
|
泰寧 |
成化廿三年（1467） |
傷人逾百數 |
民國《泰寧縣誌》卷三 |
|
|
乾隆十六年（1751） |
傷數百人 |
|
建寧 |
光緒廿八年（1902） |
噬人至百餘多 |
民國《建寧縣誌》卷二七 |
|
江
西 |
鄱陽 |
順治十一年（1654） |
一村中至食人百餘 |
同治十一年《饒州府志》卷三十一 |
|
|
乾隆二年（1737） |
計傷三百餘人 |
|
靖安 |
康熙廿四年（1685） |
傷人六百餘 |
同治九年《靖江縣誌》卷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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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 |
康熙二年（1663） |
四鄉死者百余人 |
同治十三年《永新縣誌》卷二十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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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至乾隆七年（1724～1742） |
死者近千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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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 |
康熙五十五年（1716） |
食男婦百餘人 |
同治十一年《德安縣誌》卷五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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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 |
嘉靖十七年（1538） |
死傷男婦二百餘口 |
民國十一年《重修婺源縣誌》卷七十 |
|
上猶 |
嘉靖二十三～二十五年（1544-1546） |
虎食五六百人 |
同治七年《南安府志》卷二九 |
|
|
萬曆二十九年（1601） |
受傷及死者五六百人 |
光緒元年《南安府補正》卷十 |
四、明清東南虎患是盲目墾殖山區引發的生態災難
東南地區南高北低，北部和中部為平原，南部為丘陵山區，山區的面積約占全區
70%以上。這裏，地屬亞熱帶，氣候溫暖，樹木茂盛，野生動物眾多，自古以來，一直是虎的良好的棲息之地。
儘管虎生性兇殘，但上古時期虎並未威脅人類的生存，相反人們還將虎視為農業生產的保護神，每年冬季蠟祀時，虎還是人們祭祀的重要物件之一，其原因就是虎能食野豬，起到保護莊稼的作用。《禮記•郊特性》中便有“迎虎，為其食田豕也”的記載。
宋代，東南地區由於人口的繁殖和北人的南遷，原有耕地已不敷應出，出現了“田盡而地，地盡而山，山鄉細民，必求墾田，猶勝不稼”的情況。（王禎《農書》）山區開始被不斷開墾，隨之，虎患也跟著出現。不過當時東南山區的開墾，還是在緩坡和淺山地帶，發生的虎患次數還不多。
明清時期，人口激增。據統計，宋徽宗崇寧（1102～1106年）時，東南地區人口為1500萬，明嘉靖時增至2312萬，比崇甯時增加了54%，清嘉慶時，人口猛增至13606萬人，比宋時增加了
8倍，比明代增加了
5.4倍[03]。人口的大量增殖，需要大量的耕地來維持生計，這時的山區，淺山、緩坡早被開發，人們只能從淺山走向深山，從緩坡走向陡坡，從而形成了對山區大規模的深度開發，墾殖的規模擴大到整個丘陵山區。
為了解決耕地不足，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代中期以後，清政府也一再提倡墾山，並制定政策，給予許多優惠。乾隆五年（1740年）發佈諭令：“各縣生齒日繁，地不加廣，窮民資生無策，……凡邊省內地，零星地土，可以開墾者，嗣後悉聽該地民夷墾種，免其升科。”[04]嗣後又針對各省的具體情況作了規定，乾隆六年准“江省（江西）開墾，如在山巔水涯，高低不齊，或沙石間雜，坍漲不一，及畸零閑土，約在二畝以下者，免其升科。”[05]對福建規定“閩省多屬山田，層壘高下，如同梯形，以丘而論，均屬零星，彼此合算，方成畝數。嗣後民間開墾，無論水田旱田總以零星曠土，不及一畝，與雖及一畝，而系地角山頭，不相毗連者，免其升科。”[06]對江蘇的“山頭地角，磽瘠荒土，及溝畔田塍，畸零隙地，不成丘段者”，規定“聽民種植，無論多寡，永免升科。”[07]浙江省“地窄民稠，凡平原沃野，已鮮曠土”，因此也規定“山頭地角，溪畔崖邊，間有畸零，不成丘段及從前水沖沙壓荒地，人力難施”之地，“永免升科”[08]。
這些政策，解除了對貧苦農民進山開墾的束縛，推動了大量農民進入山區進行開墾，從而在清代中葉形成了墾山高潮。
這一時期，玉米和甘薯的傳入和傳播又促進了山區的墾殖。山區土壤瘠薄，又缺少澆灌條件，很難滿足農作物特別是糧食作物生長的需要。我國原有的糧食作物肥水需要較多，很難在山區生長。明代中葉以後，從國外傳來了玉米、甘薯等作物，這些作物耐瘠、耐旱又高產，適合山區的條件，又能提供大量的糧食，因此很快在東南地區傳播開來，成為開發山區的重要作物，對東南山區的開發起了推動作用。清代中葉以後，在上述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東南山區的開發大大加速了，陡坡、深山都先後被開墾。
在閩南山區，“農曩耕于田，今耕於山，……若地瓜，若茶，若桐，若松杉，若竹，凡可供日常者，不憚陡岩辟草萊，藏計所入，以助衣食之不足。”[09]
在湖南、江西交界處，“凡深山窮穀之中，墾種雜糧，既無曠土，亦鮮遊民”，“斜坡深谷，大半辟為藷土。”[10]
浙南山區情況也是如此，連遠在河南的《光山縣誌》中說到：“深山窮穀，則專種包粟（玉米），以充一歲之糧”[11]，“凡山谷磽瘠，皆墾種番蕷（甘薯）、苞粟（玉米）、靛、果之屬，以牟微利。”[12]
在浙西地區“湖郡南西北三面皆山，……外來之人租得荒山，即芟盡草根，興種蕃薯、包蘆（玉米）、花生、芝麻之屬，彌山遍穀，到處皆有”[13]。
皖南山區“凡峻嶒險峻之處，無不開墾，草皮去盡。”[14]
所有這些記載，都表明，明清時期東南山區的開墾，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來說，都已到了飽和的程度。
山區墾辟的直接後果之一，就是破壞了植被，使虎失去了棲身之所。江西南城，“虎，當日山深谷暗，所在多有，近今草辟荊披，山民蕃盛，不常見之，”[15]。安徽舒城，“虎，舊日西南之山有之，今日開墾幾遍，無藏藪，不常見”[16]。浙江新登“今開墾遍山，虎亦遁蹤。”[17]安吉“山鄉恒多虎患……自嘉慶以後，人煙笛密，無柴薪可以容身，虎患絕少。”[18]
開山造田，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使東南地區老虎的數量大大減少，分佈區域縮小。據統計，明清時期有老虎的州縣為
197個，經過毀林墾山，老虎的數量大為減少，到當代東南地區有虎的州縣，只剩下了44個，即
77.7%的州縣老虎都被趕跑了（詳見表四：《明清以來東南地區的老虎分佈》）。東南地區老虎從普通的野獸，變成了珍稀動物，就是明清時期大規模墾山造成的後果，這種局面的出現，當時人是始料未及的，失去棲息之所的老虎，要麼逃亡它鄉，要麼竄入城鄉，與人類爭奪生存空間，以人畜為食，從而形成虎患。這就是明清時期，出現虎患的重要原因。
表四：明清以來東南地區的老虎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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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
明清時期分佈 |
當代分佈 |
|
江蘇 |
南京、江浦、靖江、吳縣、太倉、常熟、震澤、無錫、丹徒、溧水、溧陽、高淳、句容、武進、宜興、江都、儀征、通州、盱眙、清河、沛縣、松江、華亭、南匯、青浦、嘉定、寶山（包括上海市共27市縣） |
宜興、南京（2市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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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
杭州、余杭、臨安、淳安、嘉興、嘉善、海鹽、海寧、湖州、石門、烏程、分水、長興、寧波、奉化、象山、鎮海、慈溪、余姚、寧海、山陰、定海、紹興、嵊縣、諸暨、上虞、台州、臨海、玉環、新登、太平、浦江、衢縣、常山、龍遊、泰順、江山、永嘉、樂清、麗水、慶元、雲和、宣平（包括43市縣） |
寧波、開化、杭州、莫干山、麗水、衢州、江山、慶元（按：莫於山在德清縣）（共8市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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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
合肥、含山、和州、無為、廬江、廬州、安慶、懷甯、望江、潛山、六安、潁州、宿州、蕭縣、全椒、當塗、蕪湖、繁昌、銅陵、廣德、涇縣、祁門、休寧、績溪、歙縣、旌德、甯國、青陽、太平、石埭、建德（共31市縣） |
東至、安慶、黃山（按：黃山在歙縣）（共3市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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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 |
南昌、奉新、寧州、靖安、武寧、新建、昭萍、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義甯、南康、星子、都昌、建昌、婺源、鄱陽、樂平、德興、安仁、宜春、分宜、萬載、高安、上高、新昌、清江、安義、奉新、靖安、撫州、金溪、宜黃、南豐、瀘溪、永新、泰和、永豐、峽江、遂川、永寧、南城、安遠、贛縣、信豐、寧都、瑞金、石城、南康、上猶、南安、大庚（共54市縣） |
安遠、贛縣、泰和、黎川、永修、波陽、九江、瑞昌、武寧、南城、上饒、龍南、信豐、峽江、廬山（按廬山位在九江）（共14市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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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
羅源、同安、建甯、建陽、建甌、邵武、光澤、泰甯、建安、崇安、松溪、南平、甯德、壽寧、霞浦、福安、福鼎、屏南、古田、連江、莆田、仙遊、永泰、泉州、永春、德化、安溪、長泰、漳浦、詔安、平和、汀州、武平、連城、長汀、上杭、永安、將樂、明溪、清流、寧化、泰甯、尤溪、大田（共44市縣） |
尤溪、仙游、安溪、建陽、建甌、古田、光澤、寧德、屏南、順昌、大田、永春、廈門、南平、福州、鼓嶺、福清（共17縣市） |
資料來源：
1．清時期老虎的分佈據《中國地方誌集成》中的有關府縣誌統計。
2．當代老虎分佈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主編《中國哺乳動物分佈》。
五、一點認識
（一）在中國歷史上，虎患不只東南地區有，也不只明清時期有。明清時期東南地區出現如此嚴重的虎患，那是因為當時人多地少，濫墾山區，嚴重破壞了老虎棲息、覓食的場所而造成的。所以明清時期東南地區的虎患，從表像上看，似乎是自然災害，實質上是人類與虎爭生存空間所造成的一種人為的災難。
（二）山地開墾應適可而止，應以不破壞生態為前提。否則物極必反，反過來危害人類自身。恩格斯早已告誡我們：“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19]盲目開墾山地，造成的後果不只是水土流失，首先是造成生物生存環境的破壞，從而引發一系列災害性的後果。明清時期東南地區出現的嚴重虎患，便是盲目墾山引發的直接後果之一。可見，在農業生產中，克服盲目性，增強預見性，是預防造成新的自然災害的重要關鍵。
注釋：
[01]虎災，見民國《長泰縣誌》卷一；虎害，同治《贛縣誌》卷五三；虎亂，乾隆《延平府志》卷四十四；虎荒，同治《安吉縣誌》卷八；虎暴，同治《義寧州志》卷三九
[02]宋正海：《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廣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485頁
[03]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表38，甲表82，乙表41
[04]《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二三
[05]《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四六
[06]《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四七
[07]《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五○
[08]《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一二四
[09]乾隆《泉州府志》卷二○
[10]同治《桂東縣誌》卷四
[11]光緒《光山縣誌》卷六十八
[12]光緒《處州府志》卷四
[13]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三
[14]道光《徵州府志》卷四
[15]同治《南城縣誌》卷一之三
[16]嘉慶《舒城縣誌》卷十二
[17]民國《新登縣誌》卷十引舊志
[18]同治《安吉縣誌》卷十二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 51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