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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1945年以來泰國華人宗親組織的發展
在當代海外華人社會中，血緣性組織頻繁舉辦大規模的懇親大會，組建永久性的世界性組織，這種現象早已引起學術界關注。泰國華僑華人數量
600多萬，是世界上較大的華人群體之一。二戰後，泰國華人族群內部發生急劇變化，從僑民社會過渡到華人社會。華社在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不斷經歷變動以適應泰國環境。大部分華人逐漸確立新的認同物件，把泰國當作自己的祖國和效忠物件。在華人高度認同泰國的情況下，血緣關係仍然是華人可資利用的一種文化紐帶，同姓華人成立宗親組織，建造宗祠祖廟，撰修家譜族譜。本文探究泰國華人宗親組織的發展脈絡、組織形式和社會功能，認為泰華宗親組織能夠適應戰後僑社變遷的需要，以姓氏認同為基礎，豐富、發展組織的社會功能，表現出這類傳統社會組織的生命力和適應能力。
一、中國人移居泰國的歷史脈絡
據記載，在漢代中泰間已有交通往來，唐代有中國人移居泰國的記載，14世紀以後此類記載更屢見史冊。
1656-1666年已有相當大量的中國私商在阿瑜陀耶、曼谷、六坤、宋卡、尖竹汶貿易。［01］
世紀後半葉至少有華僑
1萬人。［02］1767年以後，吞武裏王朝（1767－1782）、曼谷王朝（1782年至今）都採取招徠中國移民的政策，以解決泰國社會勞動力不足問題。1855年《鮑林條約》以後，泰國現代化經濟建設需求大量的勞動力，如運河開鑿、公路和鐵路建設、港口建設和外貿的發展、現代化工廠的建立和運營、城市勞務、商業擴展等，因此廣招中國人到暹羅。中國移民數量有了空前的增長，1850年時中國移民及僑生約為30萬人。［02］至1910年全泰華僑達79.2萬；進入20世紀以來，再掀移民高潮，至1942年，華僑人口猛增至
187萬人。［02］二戰後，1946－1949年間，大量中國移民來到泰國，散居在全泰各地，人數達167000餘人。20世紀40年代末，泰國規定接受新移民每年每個國家不超過
200人，大規模的中國人移居泰國的活動基本上結束了。從50年到70年代初，中國人移民泰國的活動基本處於停滯狀態，據統計，1950－1959年僅有4817人，1960－1969年為1997人，1970－1979
年再降至
710人。［03］1980年後，以各種方式移居泰國的中國人陸續增多，2006年在泰國的中國新移民大約35萬至40萬之間。［04］在泰國的中國新移民按其移民目的和謀生方式可分為商販、勞務人員、從事色情行業者、從醫者、偷渡中轉第三國者、養老者、留學人員等。［05］泰國政府積極爭取外國投資，臺灣、香港等地區到泰國經商落戶的人員大量增加，據估計至2004年在泰的臺灣人數約為9600人。［06］
二、1945年以來泰國華人宗親組織的發展狀況
在泰國僑社，華人很早就參與宗族活動，19世紀80年代已成立同姓大宗祠，20世紀初相繼成立一些宗親組織。二戰後，泰華宗親組織獲得快速發展，同姓華人的宗祠、宗親組織等陸續成立。據不完全統計，至2005年
6月，泰華宗親組織達 318個。
宗祠不僅是祭祀祖先的場所，也是同姓華僑舉辦各類活動的場所。龍仔厝、佛統、合艾等地林姓華僑相繼成立了林氏宗祠。雲姓華僑于1956年開始籌建雲氏大宗祠，符姓華僑于1954年發起籌建符氏祖祠，吳姓華僑1956年將吳氏宗族自治會改組為泰京吳氏宗祠。澄海湖心林姓華僑于1956年組成澄海湖心林氏家族會。
1959年以來，泰華宗親組織大量出現。以同一姓氏為組織原則的統屬全體的宗親總會的發展狀況特別突出，是泰國華人宗親組織的發展模式之一。為擴大宗親會力量，以異姓聯宗的宗親總會組織也相繼出現。劉、關、張、趙四姓于1960年成立泰國龍崗親義總會。1966年洪、江、翁、方、龔、汪六姓組成泰國六桂堂宗親總會。1972年12月各宗親總會進而聯合組成了泰國各姓宗親會聯誼會，使泰國宗親組織有一個最大最高的統領機構。
1959年至1975年的16年間建立起47個同姓結合或異姓聯宗的組織，至90年代有60個姓氏建立起60個同姓宗親總會。
從組織原則看，同姓宗親會的涵蓋地域範圍可大可小。以省籍為組織基礎的，如泰國海南張氏宗親會、泰國海南王氏宗親會等。以縣市為組織基礎的，如梅縣李氏宗親會、梅縣張氏宗親會等。更小的範圍則以鄉為單位，如潮安、潮陽、揭陽、普寧等縣以下的多個鄉為範圍的，旅泰泥溝鄉張氏族親會是1969年由祖籍普寧泥溝鄉的張姓華僑成立的［07］；旅泰急水仙美鄉李氏族親會是1971年由祖籍潮安仙美鄉的李姓華僑成立的。閩粵等地的鄉村往往是同姓村，即一村一姓，在華社中有些小型同鄉會是由來自故鄉村落中單一姓氏的成員構成，因此也是宗親組織，1977年成立的旅泰古巷同鄉會是祖籍潮安古巷鄉的華僑組織的，由於古巷鄉只有單一姓氏——陳姓，因此古巷同鄉會也是陳姓華僑的宗親組織。潮陽玉峽溪尾同鄉會實際上是周姓華僑的宗親組織，旅泰潮陽簡樸李氏同鄉會則是潮陽簡樸李氏的宗親組織。
以歷史上一位元共同祖先為組織基礎而形成的宗親組織，如旅泰林氏翰學公總會、旅泰西河林氏南山公總會等，由於這些後代往往是分佈一個區域或相鄰的幾個區域內，因此實際上也是以地域為單位的。旅泰林氏翰學公總會的會員為祖籍揭陽金坑鄉，翰學公是該鄉林姓的宋代33世祖先，該鄉林姓族人54世以後移居泰國的人數很多，便以共同的祖先翰學公為組織基礎成立了旅泰林氏翰學公總會。［08］以特定居住地為組織基礎而形成的宗親組織也不在少數。從其分佈地域來看，遍佈泰國各府，如彭世洛府有李、黃、陳、謝、許、林、劉、徐、張、王、羅等姓氏的宗親會。甚至有以府以下的縣治為單位的組織，如合艾有鐘姓、林姓、羅姓等宗親會。
三、泰華宗親組織的主要活動及其功能
泰華宗親組織作為一種華人傳統的社會團體，其活動內容保留了具有中國傳統宗族文化特色的專案如建造大宗祠、舉辦祭祖婚喪事宜等，同時通過不斷對組織自身進行調整，增加符合當代社會發展要求的活動內容如頒發獎助學金、救災恤難等。一方面滿足泰國華人對祖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宗親組織凝聚人心、服務社會的功能，在泰國社會中展現出積極的社會意義。
（一）建造同姓宗祠
祠堂在宗族活動中佔有重要性地位，泰華各姓宗親組織均把建造大宗祠定為一個時期內的中心任務和奮鬥目標。大多數宗親組織都籌集鉅資建造同姓大宗祠，一些以地域為單位的宗親組織也建立自己的宗祠。
建造宗祠的費用通常由同姓華僑捐贈以及宗祠內祖先牌位、長生祿位的收入支付。鄭氏大
宗祠於1983年落成，從各種管道募集來的費用達6339萬多銖，主要有各宗親捐贈及宗祠內祿位收入，理事長鄭午樓不僅慨捐鉅款，而且還墊付了
2千萬銖的借款。［09］
宗祠的建築用途主要表現在供同姓華人祭祀祖先，同鄉聚會，乃至於教育後代。作為文化載體的宗祠本身便是華人文化意識的物化，以其獨特的語言形式向人們展示了泰國華人的中華文化旨趣；而且對整合同姓宗親具有直接的象徵意義，也是華人宣傳倫理觀念、追求傳統美德的重要場所，從精神上起到了團聚族人、緬懷祖德、教化後代的作用。
（二）祭祀祖先
祭祀祖先是泰華宗親社團舉行的重要活動之一，大部分宗親組織每年定期舉行祭祀活動。徐氏宗親總會自
1970
年徐氏大宗祠落成後，每年陽曆12月舉行祭祖大典。從1982年起，許姓華僑每年均在許氏大宗祠舉行冬至祭祖大典，有時宗親總會整年隻組織過一次活動，就是舉行祭祖大典。各宗親總會祭祀的對象通常是本姓氏的偉人和祖先。如鄭氏宗親總會舉行的祭祀典禮，春祀秋嘗，每年公祭兩次，主要祭祀對象是始祖鄭桓公、鄭子產、民族英雄鄭成功、泰國民族英雄鄭信大帝等四位先賢以及歷代鄭氏先祖。通過對這些族賢的參拜和認同，表露了鄭姓華僑對祖先認同感和自豪感，希望達到團聚族人、光前裕後的目的。拜祭祖先的儀式非常隆重，儀式模仿中國社會的傳統作法。眾多同姓華人參加拜祭活動，拜祭完畢後，分發祭品，再則舉行集體會餐。例如徐氏宗親總會每年舉行祭祖大典，當晚舉行敬老聯歡
盛大宴會於祠前大廣場上，並有電影音樂助興，參加者有曼谷及內地宗親不下五六千人。［10］從祭祀祖先活動的方式、過程看，活動是非常程式化、儀式化的。通過祭祀祖先，向各宗親灌輸宗親團結、血親相愛的觀念，尤其是增加了紀念先賢的內容，進一步充實了活動的文化意義和內涵，活動本身在相當程度上成為整合同姓宗親的重要基礎。
（三）設立獎助學金制度
泰華宗親組織進入蓬勃發展後，宗親組織相繼設立獎助學金制度。向同姓子弟發放獎助學金成為宗親組織開展的重要活動。海南林氏宗祠1969年開始設置獎學金，以資獎勵成績優秀的海南林氏青少年，鼓勵其力求上進，成立以來至2001年，發放了獎助學金總額達
230多萬銖。［11］
發放獎助學金的意義在於，其一表明宗親總會熱心教育事業。其二各宗親組織也希望借助發放獎助學金，起到道德引導的作用。例如鄭氏宗親總會獎學金的設立，不僅在協助教育，還要領導教育走向德智兼全的方向。其三是培植宗親會後繼管理人才。海南林氏宗祠為使在泰出生子弟熟習祀典，於秋祀日祭祖特別增加以大專學生擔任主祭、陪祭、與祭等，培養其對固有慶典習俗，傳統禮節的認識。
（四）加強與世界各地宗親組織的聯繫
泰華宗親組織與其他國家的宗親組織也建立聯繫，國際性的聯誼會或懇親大會輪值在世界各地舉行，加強與世界各地同姓宗親間的交流、共謀發展，已成為宗親組織的活動內容之一。泰華各宗親組織熱衷參與故鄉建設，如村落道路的擴充、校舍的建設、運動場的修建、學校教育基金的創設、經濟開發區的設立等方面。旅泰崗湖鄉黃姓華僑為了幫助家鄉裝置全鄉照明用電，呼籲旅外鄉親集資支援，由族長宣導，于1981年成立旅泰崗湖鄉黃氏家族會，每年舉行常年聯歡聚餐。
泰華宗親組織舉辦的活動既保留了傳統宗族文化的內容，也適應世界潮流的推動，積極謀求與各國宗親組織的跨國聯繫和合作。1983年11月泰國鄭氏宗親總會舉行鄭氏大宗祠落成晉祠盛典，同時舉行世界鄭氏宗親總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暨第五次懇親大會，世界各地宗親1000多
人參加了這次大會。泰國許氏宗親總會在20世紀80年代參加多個在世界各地舉行的宗親活動，包括世界許氏宗親總會、世界昭倫宗親懇親大會、亞洲烈山五姓懇親會、世界烈山懇親會等。
宗親組織參加海外宗親活動都提到“慎終追遠、奉祀列祖列宗、弘揚祖德”等內容，但世界性宗親組織結構比較鬆散，主要是為各地宗親提供一個定期交流、溝通的機會。許多宗親組織期望借助參與海外宗親組織來強化同海外宗親的文化紐帶，加強商業網絡的功能，或許還期望帶來經濟利益，由此提高自身在宗親中的地位。
（五）其他
泰華宗親組織還開展各種公益活動，如推廣群眾性體育運動、出版刊物等，推動宗親之間的互助互愛，強化宗親之間的文化紐帶，有利於加強人際關係。一些較大的宗親組織還設立醫務所、體育館、養老院等公共福利設施。鄭氏宗親總會在大宗祠前有附設衛生醫療中心，建完後，獻給市府管理，不收租金，由市府調撥醫護人員、醫療設備，為民眾服務。
四、1945年以來泰華宗親組織發展之原因探析
（一）外部現實因素
1949年後，從中國大陸移居泰國的移民數量銳減，僑社失去了新移民補充。泰國華人原本對
中國國內的宗族活動是亦步亦趨的，戰後海南陳姓族人發起聯修全海南各支族譜，在泰海南陳姓華僑受到鼓舞，也發起組織旅暹海南陳家社。［12］
在對待宗族問題上，新中國政府認定宗族是一“封建統治機器”，是與中國革命理念相違背的封建社會殘餘，不承認宗族組織的存在，數十年間採取批判政策。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左傾冒進思潮滲入國內僑務工作中，出現失誤和偏差。這些工作中失誤和偏差逐漸引起一些泰國華人的疑慮和不滿，進一步疏離了華人與祖籍國的社會聯繫。有美國學者認為，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前，華人並不寄望以宗親會取代家鄉的世系群，他們不過希望宗親會提供聚會、交誼的機會，並藉以維繫第二代、第三代青年對本土文化和世系群的關係。［13］
國民黨政府撤到臺灣後，在僑務工作中，利用與海外僑社的傳統關係和強大的僑務網路爭取華僑華人的支援，針對泰國華人的實際情況，相應地採取了一些措施爭取僑心。臺灣當局歷任駐泰大使也積極實施爭取華僑的政策，大使、官員參加宗親總會的成立儀式以及其他的一些儀式本身就顯示了對這類組織的重視，這些組織也以能邀請到政府官員參加為榮，影響、帶動了泰國華人的宗親活動的發展。臺灣當局還出面組織成立世界性的宗親組織，這些組織的總部大多設在臺灣。
（二）泰華僑社變遷：從僑民社會到華人社會二戰後，在整個東南亞地區華人經歷了巨大
變化，從僑民社會過渡到華人社會，逐漸歸化為當地多元社會的組成部分。泰國華人也大體經歷了這種蛻變過程，在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不斷經歷變動以適應泰國環境。二戰後泰國對華僑的政策經歷了從放任自主、嚴格限制到逐步放寬，最終給予同等權力的演變過程。1955年後，泰國逐漸放寬對華人的限制，轉而採取溫和的同化政策，華僑在入籍、公民權利等方面逐漸有了一定的改善。1975年中泰建交，泰國不僅放寬華僑入籍條件，且入籍後可享受公民權，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華人逐漸獲得平等的公民權利。
泰國政府在一個短時間內排斥華人後轉而採取溫和同化政策，冀望華人能逐漸完全同化到當地民族中。在政治上，大部分華人逐漸確立新的認同物件，把泰國當作自己的祖國和效忠物件，基本上完成國家認同的轉向。加入泰國國籍是這種轉變的重要標誌。泰國國籍法採用出生地主義原則，出生于泰國的華僑後代自動成為泰國國民，在政治上認同泰國，把泰國當作自己的祖國。
（三）文化衝擊引起華人意識的警醒和自覺自40年代末以來泰政府極力限制華文教育和管制華校，只准小學
1-4年級開設每天 2小時的華文課，華校數量由1948年的
426所逐年下降到1960年底的
177所。［14］此舉非常有效地割斷了華人子女與中華文化聯繫。年輕一代華人大多進入泰文學校受教育，泰語成為他們的母語，思想日趨泰化。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觀察到，華人在日常生活方面，衣食住行、語言、風俗習慣等方面都受到了很強的影響，甚至分不出什麼是華人的、什麼是泰人的，華人的社會關係也逐漸泰化。［15］與此同時，西方文化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從思想、觀念、社會結構乃至於日常生活都對泰國華人產生衝擊。總之，戰後華人意識逐漸淡化，族群認同的基礎遭到削弱。青年華人思想、生活的泰化，以及民族意識淡化，激起一部分堅持中華文化身份的華人的警醒與自覺，這種警醒與自覺是泰華宗親組織大量出現的最深刻的內部動因。僑領鄭午樓曾清楚表述了這種文化憂慮，“值得擔心的，倒是華人子女在泰化過程中，既淡化了自己的優良傳統，又未能很好接受佛教教義的薰陶，因而可能陷於兩頭失落之虞。本會建立大宗祠，正是為了使鄭氏族人的子孫，在接受佛教倫理薰陶的同時，又能從中保持自己克己合群、忠孝仁愛的良好道德風尚，使儒釋兩種文化的長處都能在他們身上得到體現，從而造成新一代的好公民”［16］。在70年代，僑社已認識到傳統文化傳承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進而提出要重視培養宗親組織接班人的問題。
80年代初一些宗親向鄭氏宗親總會建議，以後除了繼續擴展招收各地年長宗親入會、辦妥各
項服務會員事項外，應廣泛徵集青年宗親入會，使青年經常接受禮教薰陶，在各項婚喪喜慶及社交聯誼活動中，厚植親情族誼及禮教倫常觀念，以便未來順利實現文化傳承的目的，同時培植青年才俊及婦女幹部，為接班做好人才儲備，選拔青年才俊擔任理事及職員，或組成影子理事會，經常參加活動，逐漸完成接班任務。［09］新一代華人社會生活方式的泰化、現代化已是大勢所趨、不可扭轉，那些保持中華文化身份認同的華人早已清醒認識到這一點，從各宗親組織開展的活動及其相關資料看，他們實際上並不是抱著對抗泰化、現代化的非分之想，也沒有要改革社會的理想和訴求，反而是對各項活動進行積極調整，主動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一直強調應該遵守泰國法律，共謀泰國的安定與發展。宗親組織、大宗祠也注重體現泰國文化元素，如設置泰式佛龕、張貼國王夫婦照片、懸掛泰國國旗等，主動以主流的意識、規範來約束自己，以尋求社會主流的認可。因此，大多數熱心參加宗親活動的華人希望能夠憑藉自身的努力，通過宗親社團這類組織形式，使得其所認同的文化傳統在泰國社會得到適度的保留、傳承，從而滿足自身對祖先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需求。
（四）現實需求：互助與重建社會聯繫宗親組織舉辦各項活動如建造宗祠、祭祀祖先等，這些活動能夠把有血緣關係或僅是虛擬血緣關係的同姓華人凝聚起來，提供一個定期交流、溝通的機會，成為同姓華僑人際結合的重要基礎，通過這些活動來聚合人群構建社會人際網路，這是宗親組織成立的一個重要目的。團結互助、調解糾紛、扶助貧困是宗親組織的出發點之一。1962年呵叻府丁姓華僑成立“呵叻丁氏宗親聯誼會”，直接起因是武裏南府一位丁姓華人被人謀財害命，其遺孤哭訴無門，該府丁姓宗親知悉後見義勇為，代為報案，並追緝元兇，東北線丁姓族人認為應該團結起來，敦睦宗親展開社會福利，幫助宗親辦理婚姻嫁娶喪事工作。［17］
宗親組織不但能夠提供團結互助、扶危濟困的途徑，而且更能為同姓宗親建立起龐大而有效的社會網路，提供了大量的工商業資源，這種實際利益的刺激促進了宗親組織的進一步發展。六七十年代以來泰國經濟飛速發展，華人經濟實力水漲船高、急劇膨脹。在新的發展環境下，借助宗親組織這種傳統社團來建立人際網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為華人所逐步認識。聯絡族人、團結族人，取得資金、技術、原料和人員的支援，以應付競爭、降低風險、最大獲利。宗親組織還參與國際性宗親組織，實現了由各自獨立的小團體向跨地域性、國際性的組織轉化。鄭午樓是泰華企業家中的佼佼者，曾給予宗親組織很高的評價。他認為海外華僑在沒有得到政治上支持，也沒有得到經濟上支援的情況下，仍能一路生存下來，不斷進步發展，全靠中華民族獨特固有的傳統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其中血緣比地緣更重要。［18］在世界鄭氏宗親組織第11次懇親大會上，鄭午樓建議通過組織加強世界鄭氏宗親的聯繫，總會應在海外各地普設分會，向各地會員頒發會員證，使海內外會員可以憑證聯繫，甚至得以互相幫助；編匯世界鄭氏宗親工商名錄，藉此加強宗親及會員之間有關工商業方面的聯絡或合作。
（五）有意識和經驗的人員與物質條件
宗親組織發展還需要一些具體條件，例如有宗族活動經驗的人員、核心成員的推動作用等。祭祖是海外華人保留的最牢固的一種文化特質，許多華人已喪失所有傳統文化的特質，唯獨祭祖一項仍被保留。中國人移居到泰國後，第一代移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準則並沒有太大改變，在家鄉有過家族活動的經歷，通曉家族事務如祭祖等。即使是在泰國出生的僑生也有祭祖的經歷，70年代初的一項調查顯示，不僅低教育水準的華人有93.7％的人依照年節祭祖，即使受過高等教育和擔任政府公務員的華人也分別有78.7%、68.3%的人參加祭祖。［19］在1946－1949年間約有17萬華人新移民湧入泰國，這些移民在遷徙過程中重地緣、重血緣的特徵被保留下來，成為在異國重建宗親組織的基礎。祭祖等家族活動為泰國華人宗親組織發展積累經驗、培養人才；宗祠等有形設施則為宗親組織運作提供了物質基礎。
雲竹亭的宗族活動經驗是那個時代的縮影。雲竹亭（1883－1962）是出生於曼谷的混血僑生，童年時遵父命回海南文昌縣讀書，由於是出生泰國的“番子”，祭祖時不准他進祠堂，只准向祠堂門頭燒香叩頭。這種經歷可以說充滿屈辱感。雲竹亭後來成為大企業家，僑社名人，其私邸一度是雲姓華僑舉行祭祀典禮的場所，後由他出鉅款發起籌建雲氏大宗祠。雲竹亭去世前還不忘告誡子女“你們都是華裔的第三代了，但我們的根在中國，我們祖輩的宗骨埋在瓊州，你們以後有機會要回瓊州祭祖先”［20］。
在宗親活動中，核心成員的發起、倡議、組織是宗親組織開展活動的前提條件，在組織的運轉中起著主導和組織作用。為了加強宗親組織的社會基礎，各宗親組織設立了很多名譽職位，如顧問、名譽會員、名譽理事、名譽理事長等，廣邀國內甚至世界上有聲望、有地位的宗親入會，擔任這些榮譽性的職務。借助這些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兼備的宗親，增強組織凝聚人心的力量，從而吸引更多的宗親參加活動，強化了宗親組織的社會基礎；且部分宗親通常都握有豐富的經濟、社會資源，在某個時候能夠為組織的存在提供支援和保護，如財力、物力等幫助。
（六）海內外宗親組織的激勵效應
二戰後世界許多地方的華人宗親組織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在馬來西亞戰後至2004年間
華人成立約 116個宗親組織，在菲律賓戰後40多年間共有76個宗親會產生，在新加坡從1945
年到1959年間成立的宗親會館有93個。①各宗親組織為加強聯繫還相繼組建了世界性的宗親
組織，如今約有32個華人姓氏成立世界性組織，如世界至德宗親總會、世界龍崗親義總會、世界魏氏宗親總會等，其中比較活躍的組織約10個左右。泰華宗親組織加強與世界各地宗親間的聯繫和交往，世界範圍的宗親組織興盛態勢在某種程度上對泰國華人宗親組織的發展起到激勵效應。1959年
7月中華總商會主席張蘭臣訪美後，對美國華人宗親會活動大加讚賞，其妻黃龍招也對美國黃江夏堂印象深刻。［21］在泰國國內，不少姓氏掀起設立宗親組織的浪潮本身對後進者也是一個示範。泰油有限公司董事長丁家駿從華文報上看到呵叻府丁姓華僑成立宗親會的消息後，深感欽佩，認為呵叻是一府治，宗親們已能發起組織丁氏宗親會，而曼谷宗親眾多卻沒有這種發展，於是發起籌組泰國丁氏宗親會。［17］泰華宗親組織數量雖然眾多，但有些組織往往流於形式，活力不足，組織的主體呈現老化趨勢。筆者訪問了在廈門大學留學的多位泰國華裔碩、博士留學生，關於是否參加過宗親組織的活動，大多數學生表示家中長輩曾參加過，但自己不太感興趣。其中一位攻讀博士學位的留學生表示，父母都是第一代華僑，父親至今仍保留中國國籍，熱心參與各種同鄉、宗親活動，她的哥哥們出生在五六十年代，也會參加宗親會活動，但他們參與的目的更多是著眼于通過宗親組織認識、結交朋友。
顯然不同代際之間的華人對宗親組織看法有所不同。
作為傳統的組織，泰華宗親組織也注重為組織注入新活力和拓展新內容，吸收新生力量入會，包括年輕一代的華人和新移民，用中泰文編寫族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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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泰國丁氏宗親總會.泰國丁氏宗親總會慶祝成立20周年紀念特刊［C］.1983:64.
(18)段立生.鄭午樓傳［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141.
(19)Punyodyana
Boonsanong.Chinese Thai Dif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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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ory Study ［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40.
(20)馮子平.走向世界的海南人［M］.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2：233－238.
(21)
星暹日報［N］.1959，7(18).
①相關資料參閱，石滄金：《馬來西亞華人社團研究》，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5
年，387－396
頁；宋平：《承繼與嬗變——當代菲律賓華人社團比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
年版，28
頁；鐘臨傑著、林徐譯：《新加坡華人會館功能改變的反思》，（新）《源》1990年12月。
（上接第 34 頁）
這些行為以外的例如精神方面的需求如何滿足，自然需要人們進行精神生產活動了。最後，實踐應該包括話語實踐。這裏所說的“話語”並不等同於狹義理解的言語，而是包括了言語、符號、圖像在內的“話語”。如果沒有話語這個仲介，人們的精神生產活動和物質生產活動就難以統一起來。
創造性地將實踐的意義擴展到話語實踐絕對不是對“實踐”意義的篡改，而是對當今社會之“實踐”的觀察後深思熟慮的總結。縱觀馬克思的思想史，可發現連馬克思本人對實踐的理解都經歷了幾個時期。今天，我們更不能將“實踐”粗暴地限定成一個固定僵死的概念，而應該緊隨時代的變化和新問題的不斷出現對“實踐”做出有理有據、切合實際的深化解讀。進而言之，不應該把實踐美學學者對於“實踐”意義的新的發現籠統歸為對“實踐”意義的歪曲。至於批判實踐美學在深化“實踐”意義的過程中物質生產活動的“決定性的第一性社會存在地位被抹去”［05］更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實踐美學的發展過程中，其對“實踐”的解讀自始至終都堅持了物質生產活動的核心地位和決定性地位，而對“實踐”意義的新的發現是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另外，需要強調的是，如果我們將探索和進步簡單地判斷為一種對原始實踐意義的篡改和泛化，到現在還是將實踐局限在50年前李澤厚的解釋而一味批判對實踐內涵的其他闡釋甚至忽視實踐美學對“實踐”意義的發展和深化，
那麼我們將在過去的思想裏故步自封，將使美學失去它的時代意義和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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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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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玉能.新實踐美學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5］章輝.實踐範疇與當代中國美學［J］.學習與探索，2009（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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