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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宗祠不僅僅是一種祭祀禮儀，更是一類育人文化
宗祠，即祠堂、宗廟、家廟，首要功用是供奉祖先牌位與族人祭祀先賢的地方，但作為我國儒家傳統文化的象徵，它也是一個家族精神的載體，是家族文化傳承的體現，能夠增強家族凝聚力，使族人具有更深切的歸屬感。
 廣東祠堂建築
宗祠的牌位陳列、祭品選用以及祭祀的禮儀都有著系統而又嚴明的限定，即訓導了族人對先賢的虔誠態度以及敬仰之心，也潛意識的加強了族中子弟的孝梯之心。
這樣以來，宗祠制度將族人從精神上緊緊聯繫在一起，培養族中子弟同出一脈的思想意識，既傳承了家族文化，也增強了宗族的凝聚力，更深層面上講，也維護了社會的穩定。
一、祠堂的起源與格局
宗祠的起源
在古代社會，人類最初的階段是氏族社會，血緣關係是人類互信以及團結互助的基礎。儒家文化普及以前，孝悌思想就已經是社會普遍的道德約定，而漢代以後，儒家文化受到當權者的推崇，講究三綱五常，家族觀念深入人心，一個村落往往只生存有一個或幾個家族，每個家族均建立自己的家廟，以供奉祖先。
上古時期，宗廟為天子專有，是皇室的象徵，士大夫不得建宗廟；先秦時期，士大夫階層被循序設立家廟，得以在周代貴族普及；秦漢以後，士大夫階層多祭祖於寢室；唐代統治者曾廣泛勸誡士大夫建立家廟，但效果甚微；北宋前葉，士大夫階層仍祭祖于寢室，建立家廟的現象寥寥無幾。
直到宋朝中期，儒學復興，士大夫階層提出依照古法，規範祭祀的訴求，其中代表人物當屬朱熹。他首先提倡建立家族祠堂，並編訂《家禮》，立祠堂之制，規定祠堂擺設高祖以下先賢的牌位，按照朱熹的規劃，祠堂于正寢左方設立，並建立一個奉祀高、曾、祖、禰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龕（供奉神位的小格子），祠堂格局得到固定。
由於朱熹自身的影響力，以及當朝帝王的肯定，自此以後，祠堂建設在士大夫階層的各個家族廣泛開展。元、明、清均沿襲了這一家族文化，明朝嘉靖帝曾詔令，“許民間皆聯宗立廟”，打破了民間不得立祠的約束，普通的百姓家族獲得建立家廟的資格；清代時期，祠堂已在全國所有家族中普及，同時祠堂也成為族權的象徵，使祠堂文化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受中國文化影響，日本也經常出現家廟，這種家廟一般稱作“祠堂”。
 古祠堂大門
宗祠的格局
祠堂是一個家族權勢的象徵，神龕和牌位、燭臺和高堂以及雕刻有龍、鳳的高臺，給人一直是莊嚴、肅穆的感觀，讓人心生敬畏之心。正是如此，族人在祠堂選址、佈局上顯得格外講究。
一般，祠堂都建設在村莊裏風水最好的地方，由於家族興旺與財力的差異，祠堂的建築規模大小不一，主要有一進單院式、兩進一院式、三進兩院式、三進三院式等幾種形式，家族的實力決定了祠堂的規模。
據查閱史料顯示，民間祠堂主要以三進兩院式居多，建築格局一般都採取中軸對稱的形式。以“朱氏宗祠”為例，宗祠從前往後，依次由門坊、儀門、門廳、享堂、寢堂五部分組成，這種莊重而井然有序的建構佈局，恰恰是儒家文化觀念在人們日常生活空間的再現。
享堂、寢堂具有不同的活動範圍，寢堂是祠堂中最莊嚴之地，寢堂主要用於供奉先賢牌位和族人祭祀之地，入住牌位之時，需要舉行隆重的“進主”儀式；而享堂一般主要用於宗族之間重大事宜的商討。
“祠堂”之名即來源於整體建築的“祠”和主體建築“堂”的合稱，每座祠堂一般都會以宗族姓氏命為祠名，祠中的主體建築享堂也會有堂名；另外，祠堂還有祠聯、堂聯、門聯等，將姓氏的發源地或先賢的官位元等資訊以對聯的形式表現出來，以達到懷念祖先、不忘本的目的。
祠堂中的主祭由宗子負責，宗子是家族中的嫡長子，權力最大；宗祠事務的管理全由宗長負責，權力較宗子次之；此外，還有宗正、宗直等職責，管理著宗族的祭祀禮儀，使族員間達成和諧關係，維持家族的興盛與可持續發展。
 古祠堂一角
二、祠堂的流變
祠堂文化發展之明清時期，嫣然已成為家族制度的一個重要成分，明清時期的祠堂文化與朱熹倡議所設立的祠堂也發生了顯著的演變。
其一、朱熹所提倡祭祀先賢的祠堂僅祭祀至高祖，而後世的祠堂大多祭祀至始祖，不過，這和北宋儒者程頤所倡議的祭祀思想相一致。
朱熹不倡議平民祭拜始祖，主要由於祭祀始祖為貴族之禮儀，平民祭拜之，有簪越之嫌，而明清時期，普通百姓開始祭祀始祖，顯示了貴族之禮的平民化，祭拜始祖不再為貴族所壟斷。
其二、祠堂的位置發生變化。朱熹倡議祠堂設立於正寢之左，而明清時期的祠堂大多獨立，設置在居室之外。
之所以存在這樣的演變，主要由於家族規模的不斷拿擴大，獨立設置，祠堂可以容納更多的族人，方便行祭祀之禮儀。
獨立的祠堂，其形式上稱呼為家廟更加貼切，但祠堂獨自設立後，維護費用大大增加，除了族人攤牌以外，往往還需要族中富貴子弟捐助，這一點和朱熹提倡的祠堂文化也有比較明顯的差異。
其三、在宗祠的基礎上又興起了公祠和支祠。明清以來，很多祠堂開始設立公祠，公祠即是除建設本族宗祠之外，又共建一紀念古代名人的祠堂，例如乾隆二十九年（1764），江西一地共建有專祠8994所，除此之外，還有同姓共建的公祠89所。
寧波余氏支祠
支祠，則由家族分支所建立，隨著家族的不斷擴展，全族除建有共同的宗祠之外，各支還建立起自己的支祠。宗祠祭祀族人共同的祖先，而支祠，則為各支祭祀自己一支故去的先賢。
《廣東新語．卷十七．祖祠》記載，“（明清之際的廣州）其大小宗祖稱皆有祠，代為堂構，以壯麗相高，每千人之族，祠數十所，小姓單家，族人不滿百者，亦有祠數所”。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分支繁衍的後代逐漸增多，支祠也可能演變成祠堂。
其四、祠堂祭祀禮儀最初由宗子主持。明確規定有宗子主持存在很多流弊，如，宗子沒有能力擔任、好逸惡勞或遷移其他地方等，明清時期祭祀禮儀的主持不在局限于宗子。
據清朝時一些福建族譜顯示，晚明時已有“今宗子之法不立，或宗子貧窮不能自立，或流移四方，無正寢可容祭襯”的感歎。
其五、祠堂不僅單純行祭祀之禮，還發展成為執行族規的地方。
如明初的“浦江鄭氏家族”即是如此：“朔望家長率眾參調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雲：聽、聽、聽，凡為子者必孝其親，為妻者必敬其夫，為兄者必愛其弟，為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徇私以妨大義，毋怠情以荒殿事，母縱奢以幹天刑，毋用婦言以間和氣，毋為橫非以擾門庭，毋耽曲菜以亂厥性。”
明末清初以後,行完祭祀之禮，族人會請戲班來演戲，以示祭祀的隆重性，戲臺設置在祠堂附近的空地，節目則以忠孝禮儀為主題。
祭祀結束後的演戲
三、南北祠堂的留存
如果你是一位南方人，那麼肯定見識到過不少祠堂，現在的南方農村地區仍然保留有數量較多的祠堂；但倘若你是一位土生土長的北方人，那麼對於祠堂的概念大多來自於歷史課本上了。
為什麼如今的南方祠堂遍地，北方所剩無幾？總結起來大概有以下三個原因。
其一，現在保存下來的祠堂大多數建設於明清時期，而一座祠堂沿襲千年，需要較大的維護資金，因此，一個家族的祠堂能夠留存千年至今，極大的考驗著一個家族的財力。南北朝以後，中國的經濟中心不斷難移，南方的宗族往往更加富裕，且歷來南方的士子多餘北方，士子的捐贈，也是宗祠得以傳承的一個重要因素。在這一點來看，顯然南方祠堂更易於留存。
其二，北方人口流動略快。中國北方歷來自然災害頻發，明清時期，僅黃河洪水氾濫達數百次，除此之外，還有乾旱、蟲災等災荒；明清以後，北方的戰爭也多於南方，戰爭勢必造成傷亡。
人口的衰減和自然災害，使得北方人口流動頻繁，因此，北方的村落很少出現世代居住的狀況，那麼祠堂也就很難長期傳承。
留存至現代的祠堂祭祖文化
其三，清朝時期在東南地區推行的“糧戶歸宗”政策，更是將東南地區宗族的族人緊緊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因此，在這種制度下，祠堂是族人凝聚力的體現，甚至是族人精神的象徵，族人也更重視祠堂文化，使得祠堂在東南地區更容易保存下來。
四、結語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祖始于原始社會，農耕文明時期，人們應對自然災害能力有限，因此人類以氏族為基礎而群居。祠堂的設立一方面有尊祖敬宗之意，另一方面也是推行尊老愛幼、維護宗族血緣關係的需要。
族人在祠堂祭祀祖先的禮儀中一起緬懷先人，無形中強化了對家族的認知感，增強族人之間的凝聚力，從而形成一種集體情感和共同記憶。
昆明城中的嚴隆祠
可以說祠堂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傳承，在古代祭祀往往被認為是一個家族的盛典，其宣傳的亦是感恩報本的優良品性。祠堂有著嚴格的要求，通過嚴格的祭祀禮儀規定，將族人緊緊凝結在一起，成為族人之間加深感情的紐帶。
如，河南商城的《張氏宗譜．祭》中規定：“祭則，統車族人，俱衣吉服、禮冠，隨班行禮；無損越，以取罪房；子孫必須十二歲以上，能知禮法，方許入柯；幼不請禮者不得入！”
宗祠記錄著家族的文化傳統，通過祭祖，強化了家族內部的層級尊卑，宣傳了以“孝悌”為核心的為人原則，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和儒家文化的標誌與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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