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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個宗祠里的中國：一個新的角度讀懂中國
祥光北拱，紫氣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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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水流深，滄笙踏歌！
清和借此文祝願各位社友在新的一年裏：大道行思深邃雋永，立業行遠流光溢彩。
本文以中華文化標籤“宗祠”為主題，追思國人日漸模糊的文化記憶，觸摸家國情懷與市場文化撞擊的底層溫度，思考中國經濟社會之時代變遷。
本文邏輯：
一、宗祠：文化之根，制度之源，信用之本
二、破冰：文明衝突，城鄉衝突，利益衝突
三、重建：信任成本，制度成本，交易成本
1.宗祠
文化之根，制度之源，信用之本
作為一個在嚴格宗族體系下長大的年輕人，我開始並不理解宗族文化對自己意味著什麼。
後來，離開家鄉，上大學，參加工作，我才逐漸意識到，宗族文化的傳統規矩、敬畏守正、嚴謹禮節、自律克己仿佛已注入我的基因之中。
宗祠，是我小時候與同族夥伴喜歡玩耍但又非常敬畏之地。宗祠裏面供奉的祖先的牌位，莊嚴肅穆，油燈常燃，安靜清涼。
平日我們只能從偏門溜進，常在一驚一乍中蹦出。每逢婚喪娶嫁重大活動，宗祠正門打開，場面宏大，儀式感極強。
只是那時不知道，宏大的活動儀式以及涓涓細流的文化教誨，實際上流淌著民族文化的血液。
今天著史者最大的遺憾莫過於，沒有將宗族文化很好地展現給後來人。中國朝代更替頻繁，講究推倒重來、斬草除根、灰飛煙滅，那麼幾千年的華夏文化又如何得以繼承？
實際上，宗族文化起到了關鍵重要。城頭變幻大王旗，不管誰當皇帝，各家姓氏宗族不會變，制度和道統都不會變。“直省中惟閩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陳宏謀言）
一個個宗祠裏盛裝著無數尋常百姓家的千百年往事以及一脈相承的血統，是最為真實、難能可貴的中國。
宗祠一姓一祠，是一套以姓氏血親為核心的制度體系。
宗祠是整個體系的核心，也是最高權力中心，家族的聖殿，象徵著家族血脈延綿不息、香火不斷；族譜，記錄著宗族血脈關係以及家族的輝煌歷史，是中國影響最為深遠、最具歷史淵源的書籍；族規，是宗族管理的制度、規則，包括有形的條文和無形的道德。
宗族歷史非常久遠，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商周時期還沒有完整意義上的國家概念，處於“家天下”的階段。
天子依靠宗法確立道統，明確政治特權和族群地位。只有周天子可以開設宗祠、祭祀，天子為大宗，諸侯為小宗，大夫、士人都不得私自立宗祠，庶民和奴隸還沒有姓氏。
唐代之後，宗祠才逐漸在民間興起。宋代朱熹曾提倡家族祠堂：每個家族建立一個奉祀高、曾、祖、禰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龕。明清時期，宗祠廣泛分佈於鄉村，宗族體系完整，一些宗族勢力強大。我並不清楚，孔子畢生所主張的恢復周禮，是否指這種宗法體系。
在秦末、“五胡亂華”、“安史之亂”幾個關鍵歷史節點上，中原人口大規模南遷。他們跋山涉水，分多次遷徙，逐漸在廣東、江西、福建一帶安頓下來，人們稱他們為“客家人”。
幾百年來，客家人與土著人展開長期械鬥，兵戎相見。這種長期鬥爭反過來又強化了客家人的宗族文化。
在今天福建龍岩、廣東梅州與河源、江西贛州一帶，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結構獨特而完整的客家民居，俗稱“土樓”或“圍屋”。
客家人聚族而居，以姓氏為單位共同居住一個圍屋之中。一般圍屋主體規模龐大，三五層樓高，形態完整，可容納本族幾十或幾百人。
例如福建永定的“土樓王”承啟樓，週邊4層，三圈一中心，共有400個房間，最多時住著80多戶、 600餘人。
不少圓形、方形的圍屋，具有軍事防禦工事的作用。早期的土樓是用黏土夯築而成的“夯牆”，厚度超過1米，非常堅硬厚實，外部不易攻破。後期有土磚、青磚砌牆，多以方形為主，常見於粵北、贛南。
為了預防敵人攻擊，一樓一般不設窗戶，二樓開設細長狹小的窗戶，實則是槍眼。方形四角通常有塔樓或炮樓，作為瞭望、反擊之用。主體樓的設計，還包含抵禦水攻、火攻措施，樓內會開挖多口井和排水暗渠。
這群長期戰鬥的民族養成了很好的紀律性，他們服從族規宗法以及宗長（各地稱謂不同）命令，捍衛族群利益，團結一致對外。
他們敬畏祖宗，強調飲水思源、尋根祭祖。對先祖的信仰帶有宗教性質，宗祠是族權與神權的交織中心。廣東、福建、江西各地供奉的神佛有別，但他們都共同敬奉自己的先人。研究宗教學者認為，中國人信奉的道佛等宗教過於功利，不靈就換。但中國對先人的信奉則一直都是堅持的、虔誠的。我想，這是否是中國文化最底層又最富生命力的部分？
宗族文化恪守孝道、族訓，注重長幼有序、論資排輩、尊師重教、倫理秩序。在宗族裏，你得記住幾百號宗親的輩分，大家皆以輩分稱呼，亂了輩分是大忌。不管是大老闆還是官員，不管走到天南地北，該叫叔的還得叫叔。
客家人的宗祠一般放在土樓中央，如今不少已遷出另建。宗祠大廳是本族重大事項議事以及舉辦儀式之地。兩邊分設學堂（私塾）和木匠、鐵匠房，代表著耕讀傳家。客家人的文化強調，讀書、做官、刻苦、勤儉。
非客家人的宗祠一般也是姓氏聚族而居之地，構造和功能類似。
宗祠極度講究風水，一般大門前有塊寬闊的平地，平地前面有口寬大的深水塘。宗祠後面最好有臥狀群山，代表著“藏龍臥虎”、“上風上水”。中間的祭堂，是舉行祭祀儀式或宗族議事之所，是整個宗祠規模最大、設計最考究之地。祭堂後面一般是安放祖先牌位的寢堂，放置著神龕和香爐。宗祠有時安放靈柩，那對於小朋友來說是恐怖的事情。
從全國分佈來說，私家宗祠多分佈于廣東、福建、江西、湖南等南方省份，北方存有少部分如太廟、晉祠等官家大祠以及紀念性宗祠。
其中，江西分佈密集，不少地方一姓一村一宗祠，著名的有吉安富田鎮王家村的王家大祠。安徽績溪縣瀛洲鎮大坑口村的龍川胡氏宗祠人才輩出。另外，廣東潮陽的賀隴老祠、福建龍岩新羅區的歐氏宗祠都是比較著名的宗祠。
《破冰行動》中的塔寨村“林氏宗祠”，取自中山市南朗欖邊茶東村的“陳氏宗祠”。與不少南遷的廣府人類似，茶東陳氏先祖也曾在韶關南雄珠璣巷停留。珠璣巷曾經是廣府人南遷途徑梅關古道的重要驛站。不少氏族曾經在此休養生息數年，然後繼續南遷至番禺、佛山、中山、江門一帶。
廣府人、客家人、潮汕人、閩南人大多數都是南遷的漢人，他們遷移的時間不同，與當地土著的融合程度有差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言及文化。而大建宗祠、追思祭祖、注重道統，是他們共同的信仰。
《破冰行動》中令不少人感到震撼的是，宗族勢力為何如此強大而頑固，膽敢未經國家審判自行處決族人。現代社會中，林耀華等宗族領導的做法定然違法，但在古代社會這是他們的一項執法權。
在古代社會，統治力量只能延伸到郡縣一級，遍佈神州的鄉村容易成為行政權力的真空地帶。這時，政府一般會授權地方宗族進行分而化之的管理。
康熙九年（1670年）頒佈《聖諭十六條》：“孰孝悌以重人倫；篤宗教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康熙曾諭令試行族正制，作為政府與宗族發生關係的仲介，並授予族正准官方身份。雍正四年（1726年），政府授予宗長承嗣權、教化權、經濟裁處權、治安查舉權、對族人的生殺權等權力。
現在一些客家民居、博物館都保留著各種“家法”、“私刑”。若有族人作奸犯科，如通姦、盜竊、縱火定然會受到族規的嚴懲。宗長、執法者會在宗祠內，在族人面前施行“家法”、以儆效尤。有時鬧出人命，官家也只是睜隻眼閉只眼。
嚴格上說，宗族制度是統治制度的一種延伸，也是古代成本最低的社會管控辦法。宗族體系與郡縣體系相結合，才構成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體系。
在古代農耕社會，這種宗族體系具有相當的優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宗族體系內的人口繁衍的風險、家族衰敗的風險、信任成本以及交易成本。
宗族是一個中心化的協調機制，宗長的權力所涉獵的是方方面面的，包括房屋、糧食分配，勞動分工，子嗣過繼，婚配定親，養老安排等。某個家庭出現了風險，一個宗族共同承擔。孩子無人看管，老人無人照料，宗族體系內相互協調、協助是常有的事。若有人考上大學但無錢就讀，宗族籌錢供其讀書。
宗族的信用機制，甚至還承擔了貨幣的交易功能。通常，某戶人家青黃不接缺糧食或缺工具，會向另一戶人家借，擇日再還。這種借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最早的交換關係（時間上的交換），也是最早的貨幣形態（債權債務型貨幣）。
這種觀點與當年主流的貨幣起源論不同。這些年流行的現代貨幣理論（備受爭議）論證了這一主張。
如今的廣東，廣府人、潮汕人、客家人，這三大群體語言不通、文化有別、曾互不往來，但都共同地保留著宗族文化。其中，廣府人、潮汕人的宗族文化，與現代市場經濟文化比較好地融合在一起。
2.破冰
文明衝突，城鄉衝突，利益衝突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以研究中國血緣地緣、鄉土社會以及權力結構見長，他在《鄉土中國》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來描述中國以血緣地緣為核心的文化關係圈，有別於西方的火柴捆式的團體狀態。
以血緣為核心的宗親，是差序格局中的核心部分。它曾經堅不可摧、無比強大，但最終還是受到市場大潮的衝擊。
宗族文化的瓦解，就像雪崩一樣脆弱而迅速。有意思的是，所有人都習以為常，也無人為此感到惋惜或不安。
近代工業興起之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逐漸演化為貿易關係或叫交易關係。人類社會從最初的熟人社會轉變為陌生人之間的大規模交易、協作、博弈以及相處的社會。過去熟人社會的習俗、制度、文化土崩瓦解，而基於交易的體系開始建立。這是過去40年中國社會最大的轉變，也是各種社會矛盾之根源。
宗族制度，作為熟人社會中最頑固、核心的組成部分，必然遭受到“陌生人”的衝擊。當大多數年輕人都離開村子進城打工，當越來越多人不再回鄉，當越來越多陌生人、“他姓氏”搬進村子，傳統的宗族制度自然不復存在。
如今的中國，大量的自然村消失，基於市場交易、產業振興的城市大規模興起。
這一演變中，人的獨立和流動是關鍵。
古代社會大多數時候，人都不具有遷徙自由，不能隨意遷移。離開村子及宗族的保護，意味著面臨饑荒、搶劫、被野獸襲擊、被逮捕等風險。廣府人、客家人多在戰亂時逃難、逃荒南遷，路途兇險，生死無常，途中餓死、遭襲、淹死者無數。
現代社會，人獲得了遷徙自由，可以在他鄉紮根生存，這就給宗族體系以重擊。大量人口遷移出村趕往城市，村莊變得凋零、空心。宗族制度也因人口遷移被衝擊得七零八落，甚至有些人不再遵守族規、信用，大不了一走了之，永不回村。
早在十五六世紀，維京人、流民在歐洲大地的荒野上建立的集市逐漸演化為城鎮。這些城鎮的近代工業生產及市場交易方式，創造了巨大的財富，逐漸瓦解了城邦領主勢力。歐洲的近代歷史更迭，我們看到的是，兩股文化、權力以及生產方式的對立與競爭。
在中國，這完全是一邊倒的潮流。主要原因是早已成熟的、強大的市場文化，對宗族文化構成全方位的降維打擊。
最關鍵的是生產方式及造福方式的轉移。宗族文化以農業自然經濟為基礎，城市文化則以工業經濟及貿易為基礎。生產方式的歷史性革新，社會文化也隨之更迭。
從農業自然迴圈轉移到城市的工業及貿易，生產方式的轉移帶來的創富效應，對宗族社會的瓦解是最為直接的。
在現代社會，絕大多數人都為交易而生。
亞當．斯密認為，交易是人類的天然傾向。雖然人很早就掌握了交易的技能，但受制於低下的生產力、不充分的資訊和稀缺的貨幣，人類歷史上大多數時間都自力更生，而非以交易為生。
近代，大規模的商品交易在西歐、北歐及英倫群島興起後，市場交易便成為了福利創造的最重要機制。交易在哪里興起，財富就在哪里崛起。最近幾百年，全球各種文化體系包括印巴文化、埃及文化、草原文化、華夏文化以及土著文化，都沒能抵禦市場交易的衝擊。這說明市場交易帶來的福利增長，合乎人性，符合人類的共同夙願。
然而，這場鄉村大逃離的歷史中，絕大多數人發現了城市及市場的造福效應，卻極少人發現鄉村財富存在制度性壓制。這實際上是一場歷史性的財富偏差。
其次是城市對鄉村的打擊。
城市的就業機會、賺錢機會，像磁極一樣吸走了農村的有生力量。城市享受了農村富餘的人口紅利、人才紅利，大部分農村大學生畢業後都來到了城市工作。之前，有文化的鄉紳是一個宗族文化體系建設的關鍵力量。如今，有文化知識的人都留在了城市。
交易立城，產業興城，城市成為了一個國家及社會的中心，鄉村及宗族被邊緣化。根據城市發展規律，會越來越多人放棄鄉野生活，湧入城市謀生，參與交易求生。鄉村不具有競爭力，更多人會在城市圈、城市群中生活。鄉村、宗族，將成為這一代人最後的記憶。
過去四十年，鄉土中國逐漸向混凝土中國邁進，一場聲勢浩大的城市化大潮滾滾來襲。
不過，城市的功能應該超出產業及市場交易本身，城市最大的魅力應該是前所未有的公共福利。與鄉村相比，城市創造的公共產品及服務是驚人的。今天的城市代表著工業文明的最高水準，公共交通、公共網路、自來水、公園、博物館、體育館、歌劇院、公共教育及醫療等，將人們從鄉村之野推向文明之巔。
在傳統的宗族體系中，產權概念相對模糊，注重內部分配、調節餘缺，存在一套完整的准公共用品，比如私塾、養老、撫育、安防等。在宗族體系內，沒有公共員警，族人彼此相互照看，共同防禦盜竊和外敵。但是，這套完整的准公共用品，建立在相對低下的生產之上，其規模及品質都非常有限。
不過，今天的城市公共用品依然非常緊缺，大量進城的鄉村人並未真正融入城市，他們並未真正享受到所謂的城市化的福利。即使已在城市工作多年的白領，不少人依然擋在高房價的大門之外，兒女依然難以享受好的公共教育。
有些人只能選擇在老家買房，讓父母與宗親鄰近生活、互有照應。這是一種宗族體系下的養老方式。這就是“回不去的鄉村，留不住的城市”的尷尬與無奈。
第三是文明的衝突。
宗族文化，根本是農耕文化的核心，追求封閉、穩定、靜態、道統、自然迴圈、自給自足、思想封閉、畏懼權威、崇拜權力、排斥風險、注重實用。
這種農耕文化最大的優點是，保障農業生產穩定以及文化傳承。中國古代的農耕文明程度是世界上最高的，生產力也是世界最先進的。在古代但凡宗族文化發達之地，農業都比較發達，糧食相對充裕。
市場文化是一種典型的海洋文化，代表著開放、外向、動態、風險、不確定性，崇尚自由，敢於冒險，敬畏自然，遵守契約。在古代社會，海洋文化意味著窮困潦倒、饑不擇食。
但是，正所謂“窮則思變”，為了生存，歐洲人不斷地向海洋進發，不斷地向外探索，不斷地與陌生人做交易，最終摸索到了現代科學這把金鑰匙，開啟了工業經濟之門。
近代社會，工業經濟取代農業經濟，文化上來看是海洋文化對農耕文化的勝利。海洋文化的開放、自由、平等，對宗族文化的封閉、權威、靜態構成了極大的挑戰。
作為在宗族文化薰陶下成長的我，長期置身于中國市場文化最發達的深圳，對這兩種文化衝突體會良多。
當一種文化摧毀了另外一種文化時，整個社會結構也就被顛覆。原有的基於血緣、地緣的差序格局被打破，一種基於市場交易的社會關係及制度體系卻尚未建立。
以至於當今社會的人際關係變得複雜和微妙，我們有血親關係、老鄉關係、同學關係、校友關係、同事關係、上下級關係、生意夥伴關係、客戶關係、社區關係。但似乎沒有一種關係是穩定的。
當我們拋棄了傳統的信用體系時，我們突然發現，基於市場交易的現代信用體系還沒完全建立起來。
於是，各種矛盾衝突便出現了，例如欺詐、跑路、構陷，利用宗親關係搞傳銷。傳統的社會信用根基被摧毀，現代信用機制尚未完全建立，中國的私人融資變得極為困難，私人關係也變得極為微妙。
這是新舊制度切換、新舊權力移交所引發的社會陣痛。
3.重建
信任成本，制度成本，交易成本
在一個市場交易為基礎的現代社會關係中，宗族文化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不過，我認為，宗族文化中的一些傳統與品質，在今天依然非常重要，恰恰是今天這個社會所缺失的。
宗族文化與市場文化對立，但並非不能相容。
在德國，陌生人教育犯錯誤（違反公共秩序）的小孩極為常見。這一點，實際上與宗族文化是一樣，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公德或公序良俗。在宗族環境下，任何一位長輩都可以教育違背公德的晚輩，不管這孩子是否是自家的。孩子是在這種公共監督及教育下成長的。
現實中，潮汕、廣府等商幫，他們正在使用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他們既使用宗親，也聘請職業經理人；他們向銀行貸款，發行股票上市，也向宗親融資；他們引入外部合夥人，也有宗親合夥人。這些都是宗族信用與現代市場信用的融合。
現代信用體系，並不是狹義的信託制度。實際上，現代市場制度是一系列向市場釋放風險的制度集合。有限責任公司、代理人制度、股票交易制度、信用貨幣制度、信託制度等等，都是在向市場釋放風險。這是現代社會經濟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
反過來，管控這些風險制度的制度，才是真正的信用制度，例如職業經理人信用制度、資訊披露制度、貨幣發行紀律、監事會制度等。
信用制度與風險制度對沖，是抑制不穩定性的關鍵。當這些信用制度尚未完善之前，我們更多考慮風險與成本，在熟人社會與市場機制中權衡、抉擇。
最近四十年，廣東地區的廣府人、潮汕人並未出現大規模的遷移。他們可以在廣東省本土以產業、生意、投資為紐帶，重新建立了一套重商的宗族關係。廣府人、潮汕人的宗族文化依然保持的比較好，且對商業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在廣州、深圳的潮汕人，喜歡抱團投資，共同經營某一個產業，分屬各不同市場或產品類別。比如深圳的大部分地產商都是潮汕商幫控制。他們內部的信用成本極低，內部借貸、互助極為常見，企業內大量任用宗親，職業化程度比較低。
在當下融資貴、融資難的金融市場中，他們習慣於內部融資，以宗族關係為信用擔保進行融資，有助於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降低。當企業遭遇風險時，宗族勢力也可能拔刀相助，幫其渡過難關。這種案例也不在少數。
他們是如何做到將宗族信用與市場信用相融合？
最近幾十年，潮汕人和廣府人沒有大規模遷徙到外省，這促使他們可以在當地保留人才與文化。潮汕人和廣府人宗族文化都有一個共同特質，那就是重商、務實與敢於冒險，有點海洋文化的特點。他們以實為本，思維活躍，敢於應對變化，更能夠適應現代市場經濟。偏向於保守的客家人，在商業上不如廣府人、潮汕人成功。
在潮汕人控制的產業中，他們內部的分工、結算非常明確，真正做到“親兄弟明算賬”。在廣府人的人際關係中，他們非常注重各自的經濟獨立，宗親間合夥常立契約、字據在前。
除了廣府人、潮汕人，福建人、溫州人也有類似的商幫組織，多少都有些海洋文化的特性。當然，一些地方商幫嚴重排外是因為其經營產業涉及灰色地帶的風險，如《破冰行動》中的東山塔寨以制毒、售毒為業。
潮汕人、廣府人依然面臨市場文化與宗族文化的劇烈衝突。當企業達到一定規模時，如何平衡宗親勢力和職業經理之間的矛盾，成為這些老闆的頭疼之事。一些企業，老闆渴望改變，高薪挖來高級職業經理人擔任CEO，但這位CEO常被財務總監卡死，最終憤而離職。
但是，建立高級職業經理人團隊也絕非易事。尤其是傳統實業，管理的深度、經營的難度要比虛擬企業更大，涉及到的事物更加具體，專業化程度更高，管控難度要大得多，信任成本極高。
這是中國企業管理的現實難題，也是中國現代社會信用體系構建的難題。
在宗族社會中，個人的信用受到宗族的背書，信任成本非常低。但現代社會是一個大規模協作以及陌生人之間的社會，個人信用完全取決於個人的資產及信用的經營。只有建立個人的信用制度，才能降低社會的交易成本。
現代信用制度是整個社會的齒輪及構件，傳統宗族關係則是潤滑劑。
雖然宗族文化曾在特殊時期遭遇衝擊，但依然保留著最底層的那點文化傳承。如今市場文化大潮撲面而來，社會結構被顛覆，宗族的道統、敬畏、重孝等文化也被打落一地。這只能用大開大合、不破不立來接受。但破容易，立則難。
孔子說自己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但千百年後“周禮”還是在民間復興。
“回不去的鄉村，留不住的城市”，古老的模式被打破，現代的器皿未建好，中國有一大波被釋放的激流無處安放。這股激流或許是新的建設者，亦或是時代切換的沉沒成本。
十幾年來，我深刻地體會到宗族文化賦予我的力量，同時，我也身處在宗族文化與現代文化之間的衝突之中。有時感到矛盾、彷徨、無奈，但亦欣慰，至少我可以觸摸到這種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碰撞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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