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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宋以後宗族史研究
2010-07-02
作為“文革”後恢復高考，學習中國史的大學生，受時代環境的影響，我關心中國近世為何落後的問題，試圖從社會文化的歷史傳統中探討原因。研究生階段學習清史，進一步接觸宗族問題，發現清朝推行以孝治天下，通過鄉約宣傳“上諭十六條”與《聖諭廣訓》，宗族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清廷的宣導下，清人建祠堂、修族譜、設族田、立族學，宗族組織發展迅速。宗族的普及包含了政治統治、思想文化、社會結構多方面的內容，綜合反映了當時歷史演進的複雜性。特別是清朝從雍正時期開始在福建、廣東、江西等地區推行族正制度，就是在聚族而居地方推行保甲時，官府在宗族中選立族正維護族中秩序，發揮保甲的作用。官府通過族正控制宗族，而族中權勢人物往往通過族正取得權力的合法性，控制地方社會。族正成為國家與社會的仲介，官府對於是否設置族正處於一種動搖狀態。這樣我把宗族作為認識社會形態、瞭解國家與社會關係，特別是探討基層社會的視窗。我在《清代的國家與社會研究》中論述政權與族權關係就是這種思路，近年來進一步探討了清代族正制的開端以及族正在近代閩台社會的存在形態。
清代宗族屬於宋儒提倡的新宗族形態的社會實踐，這種實踐漸成氣候是在元代。我決定專門探討為人忽視的元代宗族，系統收集元人文集中的族譜序、祠堂記以及傳記中的宗族資料，研究了元代族譜、祭祖等問題。發現元代族譜體例基本完善，修譜已成風氣，族譜這一名稱已經流行；宗族制度主要通過墓祠祭祖體現，朱熹宣導的祠堂開始深入社會，民間還利用寺觀祭祖。元代宗族研究的實踐，使我認識到長時段、多角度看問題的重要性。借著撰寫《中國宗族社會》（合著）、《宗族志》，重視從民風習俗、儒家思想實踐、宗教世俗化考察宗族形態，更清晰地呈現宗族演變的過程與階段性。
元代與清代的宗族研究過了，夾在中間的明代宗族自然不能放過，於是我撰寫了《明代宗族研究》。祖先崇拜是宗族的基本觀念，主要通過祭祖體現出來，我在書中不僅仔細探討了祭祖禮制的演變，還選擇宗族強盛的安徽徽州、江西吉安、福建興化三個府，考察祠廟祭祖的源起與形態，從而進一步揭示了明代祭祖禮制變化與祠堂普及的關係及其進程。明朝要求百姓每月初一與十五宣講“聖諭六言”，也是借助鄉約進行，發生了鄉約與宗族的結合，使宗族組織化，在嘉靖朝重整鄉約後這種結合更加明顯。於是我提出了“宗族鄉約化”的觀點，並發現“族規”一詞出現于萬曆時期，其實是宗族鄉約化、祠堂普及的產物。明代社會風氣在嘉靖、萬曆時期巨變，明史學者多有論述，我將風俗變化與宗族組織普及聯繫起來，提出宗族組織普及也是士大夫移風易俗的結果。這樣我就闡明了明代宗族組織普及的機制，即通過國家宣導、士大夫實踐，在禮制變革、推行鄉約、移風易俗綜合作用下，嘉靖、萬曆時期形成了宗族組織普及的浪潮。聯想到清代宗族形態，我又提出清代出現了
“宗族保甲鄉約化”的看法。
對元、明、清宗族有了比較深入的瞭解，我愈發認識到士大夫的儒家思想實踐，是造成宗族組織普及的文化動因。由於有到韓國從事一年研究的機會，我繼續研究儒家文化圈的宗族問題。如今的韓國，仍舊儒風濃郁，家家有族譜，墓祭祖先，各姓都有宗親會。在那裏，我主要進行了朝鮮族譜方面的研究。閱讀朝鮮族譜，我驚奇地發現，朝鮮推行鄉約的時期與宗族制度化的時期一致，也發生了“宗族鄉約化”，兩國的宗族史驚人地相似，走過了共同的社會發展道路。我嘗到了社會比較研究的甜頭，將這些看法收錄於《朝鮮族譜研究》一書。
宋以後中國宗族的地理分佈南方盛於北方，我們今天看到的聚族而居、祠堂、族譜也多是在南方，由於北方宗族沒有像南方一些地區宗族明顯的宗族象徵物，有人甚至認為北方沒有宗族。學者研究宗族史也主要討論南方宗族，近來逐漸關注起華北的宗族。有學者問我對華北宗族的看法，我也只能說點大面上的話，感到慚愧。於是我著手探討華北宗族，先前研究清、元兩代宗族，都是從斷代出發，涉及宗族地區分佈時，會從省一級論述。受地域社會史的影響，研究明代宗族，採取了選取府規模考察的方法，體會到再現歷史的整體性在較小空間才能達成。研究華北宗族我在更小的縣規模考察，而且還進行宗族的個案研究，以接近宗族存在的形態。不過除了這些冠冕堂皇的學理外，也有精力不濟不願將研究戰線拖得太長的現實原因。我選擇了以大槐樹移民名揚天下的洪洞進行個案宗族研究，分別考察了韓、晉、劉三個宗族，這些宗族先以商業發家，然後通過科舉轉型為士大夫望族，再修譜、建祠、立規進行宗族建設，也經歷了“宗族鄉約化”，與南方宗族形態相同。這些宗族與商業相結合，有的宗族禮俗中改實物為禮銀更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然，這或許只是華北宗族的“洪洞模式”而已。
我體會到，宗族研究無論是斷代性的還是地域性的，選取地域單位也不論大小，重要的並不是代表學術水準的高下，而是研究成果的互補關係。目前，我的宗族研究的物件越來越小，然而對於宏觀大問題的關懷未曾稍減。學術研究貴在融會貫通，需要兼顧時間與空間、斷代與跨代（長時段）、國家與社會，宏觀社會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諸因素，應當充分佔有資料，重視理論思維的培養，而治學的實事求是態度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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