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東政法大學功勳教授陳鵬生 從志而行 坦蕩而生
2016-05-21
提起陳國輝，在閩南很少有人不知道。這個當年在福建叱吒風雲的土著軍閥，至今仍然是一位功罪是非任人評說的人物，就連《毛澤東選集》中都提到他。但是，出人意料的是，這位軍閥最小的兒子陳鵬生，卻曾經是新中國首位政法大學的黨外領導人。
陳鵬生的成長，有著一個不平凡的歷程。
一
陳鵬生的故鄉是福建省南安縣（1993年撤銷南安縣，設立福建省轄縣級南安市。—編者注）鵬溪鄉，因出生在鵬溪而名鵬生。這裏鵬溪水長，卓雲（山）高聳，是個山川秀麗的村莊。陳鵬生剛出生，他的父親即逝世。他隨母親葉秀蓮移居香港。抗日戰爭爆發後，還回廈門鼓浪嶼定居。眼看日本侵略軍就要進入廈門，又遷回到南安鵬溪故鄉。在家鄉讀完小學，適逢泉州培元中學因抗戰內遷到鵬溪，陳鵬生就進入培元中學讀書。這時候，他母親葉秀蓮雖目不識丁，但對撫孤成長卻十分用心，特聘請了一位清朝舉人住在家裏，專門指導陳鵬生學古文學書法，每天黎明即起，誦讀古詩文，懸腕寫大字，使他從小打下較堅實的古文基礎。所以，陳鵬生從小學到中學，歷次參加作文和書法比賽，都屢屢得獎。那時，鄉里人也常常上門請這位十來歲的孩子寫春聯和婚慶條幅。
抗日戰爭勝利後，陳鵬生隨培元初中還回泉州。初中畢業後，自己挑選了遠離家鄉的集美高中。集美是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學府，有中學，還有航海學校和商校，形成南方海濱一大片寧靜而綺麗的讀書家園。在這裏，陳鵬生深為誘人的學習氣氛所吸引，連寒暑假都留在學校裏幫看圖書館。特別是班級裏有一批思想進步的同學，他們朝夕相處，相互鼓勵，對陳鵬生的思想影響很大。後來，因為母親多病，陳鵬生又回到泉州培元高中讀書。這時候，閩南處於解放前夕，國民黨的憲兵及駐軍進入泉州市，橫行霸道，激起老百姓的強烈反感。陳鵬生當時是中學學聯的帶頭人之一，常帶著同學到處貼標語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這事被學校當局發覺後，準備對陳鵬生等人宣佈開除處理。可是，就在這時候，泉州宣佈解放了，學校也停課了，陳鵬生等人總算逃過了被開除一劫。
培元高中畢業後，陳鵬生考取了設在福州的協和大學和福建醫學院，後來廈門解放，又考進國立廈門大學法律系，於是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屆新生進入廈門大學讀書。
廈門大學法律系聚集許多有名的法學教授，像陳朝壁、陸季藩、薛祁光、李景禧……都是國內知名的學者，他們的專著被大學廣為採用，陳鵬生在這所東南名校接受薰陶，受益匪淺。進廈門大學不久，陳鵬生即被派往郊區參加土地改革，並榮立了三等功。他在高中時代就喜歡動筆頭，寫點東西，曾在《泉州日報》和廈門《江聲報》上發表了一些文章。進入廈門大學後他又被聘為《仰光人民報》和香港《大公報》的特約通訊記者，經常為這些報刊寫稿，很快他又參加了廈門大學校刊的編輯工作，並作為廈門大學通訊社骨幹，為廈門日報和福建日報寫稿。當時有許多人都誤認為他是廈門大學中文系的學生。
1953年夏，全國大學院系調整，廈門大學法律系和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東吳大學等法律系合併，成立新型政法大學……華東政法學院（簡稱華政），陳鵬生就這樣於1953年
8月進入華政，直至1954年8月大學畢業。
二
大學畢業後，陳鵬生被選派到上海市人民檢察院工作。人事部門考慮到他有一定寫作能力，就分配他到研究室。研究室接近領導，有較多的學習機會，進步較快。這時，陳鵬生一方面潛心研究業務；另一方面將所學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工作結合，開始進行一些理論上的探索。在陳鵬生大學畢業後的1955--1957年年初，正是新中國處於一個群情激昂的年代，許多青年人都在為自己的理想和抱負勤勉工作、銳意向上。陳鵬生也不例外，週末和夜間休息時間他都泡在圖書館，用心看書、看雜誌和寫東西。當時，在《解放日報》、《文匯報》和《新聞日報》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文章，從《論逮捕拘留條例》這類理論文章到《戴盆何以望天》的小品，直至《洗冤追凶》之類的通訊特寫。後來他又在《文匯報》的社會版上開闢專欄，系統地宣傳法制，並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上開設法制專題講座，上海周邊城市的電臺都派人前來錄製後回去轉播。陳鵬生因此被評為上海報刊一等宣傳獎。這時候陳鵬生曾在小報上發表了一首他們青年人相聚景觀的小詩，其中有一首寫道：
縈繞著一陣陣清香與涼風，我們浸沉在無限的快樂之中。
年輕人喲，行健不息當自強，我們聚是一團火，散是星星滿天空。
今朝醉得大家臉通紅，試問，有誰瞭解這些連珠笑響中的神仙酒翁。
足見當時他們這些年輕人，多麼意氣風發，激情滿懷。
但是，在那政治運動接踵而來、政治風雲瞬息萬變的年代，禍從天降的事情總讓人意想不到地發生。也就在1957年剛剛獲得一等優秀宣傳獎的陳鵬生，到了當年下半年，卻大禍臨頭了。有一天夜裏，陳鵬生從外面參加座談會回到機關，一看不得了，機關內鋪天蓋地的大字報，都直指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突然的襲擊，讓他完全懵住了。看了大字報，才知道原來禍出一篇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文章。那時“大鳴大放”剛開始時，陳鵬生一些同學來找他，談起他們的工作都是學非所用，有的搞採購、有的搞建築、辦後勤，希望陳鵬生能幫他們在報上作些呼籲。血氣方剛的陳鵬生，一股不平之氣橫亙胸中，於是就寫了一篇矛頭直接指向人事組織部門的文章，《為什麼不讓政法大學畢業生務正業？》公開責問。這篇文章發表在《光明日報》，因而就被指責與“章羅聯盟”相呼應，是攻擊党的幹部政策的大毒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機關內大字報形成高潮的時候，陳鵬生原先奉命寫的批判王造時、楊兆龍“大右派”的文章也在報上登出來了。看著自己那些帶著烽火雷電、劍筆嘯氣的批判文章，面對著眼前的大字報，陳鵬生十分茫然，真不知說什麼好。
三
人生第一次挫折當然給陳鵬生以巨大打擊，但是，他仍然暗自鼓勵，絕不能就此趴下去。他用行書寫了八個大字：“超然物外，寵辱不驚。”壓在自己辦公桌的玻璃板下，以策勵自己。這時，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有一位領導將調往安徽淮南市一所工業大學當黨委書記，他參加市檢察院黨組討論陳鵬生問題的全過程，對陳鵬生的情況比較瞭解。他就竭力勸說陳鵬生隨他到這所工業大學去工作。20多歲的陳鵬生就這樣在1960年毅然跟著老領導踏上新的工作崗位。
到了這所大學，陳鵬生選擇了教學工作，他一邊上課，一邊又寫文章。不久，在當地的《安徽日報》、《淮南日報》上經常可以看到他的文章。當然，這不是法律方面的文章，而是有感而發的雜文、小品和影評之類。漸漸地，陳鵬生倒也覺得生活過得很平靜、很自在。可是，曾幾何時，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又來了，這種平靜的生活隨即被衝垮了。造反派到處收集陳鵬生發表的文章，成立了陳鵬生“黑文”專室，發動了廣大師生進行批判。陳鵬生也被關進牛棚，終日請罪、批判和監督勞動。直至淮南炮轟派和支持派戰鬥轉向激烈，要動真刀真槍時，在知心學生偷偷指點下，寫了一篇《試看今日之淮南竟是誰家之天下》的大字報，暗地散發，當即連夜逃離淮南。後來，淮南兩派槍炮相向，鐵路中斷，學校停散，陳鵬生在外面轉了大半年，才回到學校參加所謂“複課鬧革命”。眼看在學校裏實際上是無課可複，還得三天兩頭批判，不如自動報名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於是他和幾位相處較好的老師，自願組成一個下放小組，報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他們選擇的是安徽和河南交界的崇山峻嶺大別山區，落戶在1927年革命大暴動的老根據地金寨縣。這裏群山逶迤，疊峰高聳，人跡稀少，早年出了許多紅軍，有不少人後來成為有名的領導人，因此素有將軍縣之稱。
到了這裏，陳鵬生他們登上山峰，置身雲端，盡拋塵世煩憂，感到這清淨的世界竟如此怡神。而遠近的山居老百姓，也漸漸地和他們接近、熟悉了，讓他們深深地感到這裏真是山好水好人更好。他們發現這方圓幾十裏的山區，竟沒有一所中學，就想利用自己的知識資源，幫助山區辦一個中學，位址就設在當年革命暴動據點的一座古廟裏。在公社的支持下，他們七拼八湊，因陋就簡，團結了當地的一些老師，終於把中學辦起來了。遠近幾十裏的老百姓都高興地把自己的孩子送來讀書。而今，30多年過去了，這學校已經發展成金寨縣一所初具規模的職業中學。不久前，陳鵬生還自掏腰包，捐款為學校建造一個校門，並為其題寫校名。
在大山裏待了兩三年，高校先後恢復了。陳鵬生他們也就陸續被召回淮南工業大學。形勢在一步步地轉好，陳鵬生的處境也有所改善，他開始重返講臺，為本科生開設哲學課，並被任命為兼職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恢復教學工作，正是陳鵬生夢寐以求的事情，他銳意奮發、孜孜以求，他開設的哲學課常常舉行公開教學，吸引校內外的同業來聽課。他兼任附中校長，又親自帶了一個高中班自任班主任，並任語文課老師，使這個班級進步很快，在高考中竟有
60%以上的學生考入大學，其中有的還考進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名校，在校駐地淮南市，一時傳為佳話。
四
光陰馳速轉眼到了20世紀80年代，華政複校了，陳鵬生也於1981年年初被調回該校。
回到華東政法大學，放下近20年的法學，又從頭開始了。陳鵬生自己說這是揚帆起程，他夜以繼日地發奮前行，如饑似渴地攻讀，專心致志地鑽研，寫出了許多學術文章。他不但要為研究生、本科生上課，還要為成人教育開課，又身兼《法學》雜誌的工作，為《法學》的復刊做出了重要貢獻。陳鵬生的勤奮和努力，贏得了廣大師生的愛護和支持，他們紛紛通過多種管道向中共上海市委、國家司法部建議提任他為校領導。經過國家司法部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深入考核，終於1985年也就是陳鵬生返回學校的第
4年，正式決定讓陳鵬生擔任華東政法大學主管教學、科研和外事的校領導。任命他的時候，國家司法部部長意味深長地說：“你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位被提任為國家高等政法院校領導人的黨外學者啊。”
任職後，陳鵬生在行政管理和業務工作上都有了喜人的成績，在這期間鑄就了他的一段多彩人生。他擔任校領導，仍然堅持帶研究生，為他們開了幾門課，並親自兼任中國法律史專業研究生導師組組長。在教學上，陳鵬生是有自己特色的，他一直認為，進入現代社會，在法學研究上就不能再靠傳統的注釋性方法做學問，要有所探索，有所創新，注入清流，注入活力。他常說，知識份子應該是有思想的人，而不只是有知識的人。因此，他提倡老師要具有一種“不取亦取，雖師勿師”的精神，要引導學生處於一種積極思維、努力創新的狀態。所以他十分注意鼓勵學生關注學科前沿，敢於發表自己的見解。他常說“山以虛受，水以實流”，做學問就應該廣收並蓄，腳踏實地，來不得半點虛飾。
在科研上，陳鵬生潛心地探索和研究法律史學科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前沿資訊，主持了中國法律通史和中國法律思想史兩項全國重點專案的分卷工作，由他主編的《隋唐法制史》是全國重點項目《中國法制通史》中分量最重的分卷，該項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式，並獲得國家圖書大獎。他主編的中國近代法律思想史，也獲得多項科研成果獎。另外，陳鵬生主編的上海重點社科項目《上海法制發展戰略研究》以及其他著作和論文，也先後獲得上海市和國家司法部的優秀成果獎。
1986年，在黨中央的號召下，全國各級領導幹部掀起學習法律熱潮。這時候，陳鵬生應邀為上海市四套領導班子開設法學講座，時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以及其他市委領導吳邦國、黃菊等都認真參加聽講。陳鵬生主講的題目為“法的本質及其歷史發展”，他針對聽講物件都是領導幹部的實際情況，強調了法律意識對幹部的重要性，分析和評點了幹部在法律意識中存在的問題，特別是針對有些幹部利用公權政商勾結“尋租”的現象提出尖銳的評析，震動很大。接著，陳鵬生在上海市原市長汪道涵的支持下，依靠他主管的《法學》雜誌，召開了全國首次法律與經濟的學術研討會，這是針對當時社會上有一股把法律與經濟對立的模糊認識而召開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和政法部門的實際工作者，通過十分激烈的爭論，最後才取得法律應該為經濟服務，經濟應該依靠法律而正確發展的共識，這在當時是極不容易的。會後，為了鞏固會議的成果，在汪道涵的宣導下，陳鵬生等人積極組建上海法學家與企業家聯誼會，陳鵬生任常務副會長。這在全國尚屬首創，北京、天津、南京等地都紛紛派人來滬取經。聯誼會成立後，上海的許多大中企業都積極加入，如寶鋼、金山石化、江南造船廠、上海飛機製造廠等，都是基本會員單位，影響很大。
1987年，陳鵬生應邀赴美國講學，先後到芝加哥的伊利諾大學，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以及華盛頓州大學進行訪問和講學，並和美國律師協會、美國大學法學院院長聯合會簽訂合作協定，決定由華政為美國法學院大學生開辦暑期中國法律學習班。由於這種學習班得到美國的正式承認，認可了學生取得的學分，因此報名參加的同學很多，有時一個暑假要開辦好幾個班級，學員遍佈美國許多大城市。後來，華政的領導或教授出訪美國，有的美國學生佩戴華政的校徽，到機場去迎接，真情至為感人。
1991年年初，在臺灣國民黨元老陳立夫的鼎力安排下，陳鵬生作為大陸第一位訪問臺灣的法學界人士，順利到達寶島臺灣訪問、講學。那時，臺灣的所謂“戡亂令”還未取消，像陳鵬生這樣既有官方身份又是政協委員的人是被嚴禁入台的。陳鵬生在臺灣對外只稱是大學教授，是中國儒學與法文化研究會會長。
在臺灣，第一位接待陳鵬生的是90多歲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生於1900年，是走過一世紀風雲路的中國近代史上的重量級人物。這位被稱為“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核心人物，曾經“權傾一時”。接待陳鵬生時仍然既是“總統資政”，又是海峽兩岸統一促進會會長，他主持的孔孟學會會員遍及10多個國家。他正是以孔孟學會會長的身份接待中國儒學與法文化研究會會長陳鵬生的。陳鵬生和陳立夫從儒家學說的思想精神價值談到兩岸和平統一的文化思想基礎，認為儒家思想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民族的魂，兩岸應該是“一以貫之，亙古常新”。陳鵬生認為，孔子那種本於大“公”，發於至“誠”，歸於求“仁”，固於執“中”，成於為“行”的精神，已跨越關山阻隔，成為歐洲啟蒙時代的一大人文資源，我們也應該加以珍惜、利用和發揚光大，使之成為促進我們內聚和統一的巨大動力。這時，這位政海縱橫、風雲一世的老人緊緊地握住陳鵬生的手，連說“對，對，對”，頗有“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將還山不論兵”之慨。他告訴陳鵬生，早在1988年國民黨第十三屆“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上，他就和蔣緯國等人聯名提出“以文化統一中國”的建議，但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議案胎死腹中，實為可惜。後來，陳立夫親筆為陳鵬生書寫了一個條幅：“以忠心呈給祖國，以孝心獻給父母，以恒心付給事業，以信心留給自己。”落款特意寫上“吳興陳立夫”以表示他念念不忘故鄉“吳興”這個“根”。
在臺灣，陳鵬生的活動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先後到臺灣大學、淡江大學、東海大學、老子學會以及弘儒學會等學校和學會訪問講學，給他留下最為深刻印象的是應蔣緯國的邀請，為“中華戰略研究會”近百名理事作報告。蔣緯國于1978年任三軍大學上將校長時創立了“中華戰略研究會”，參加的都是現役或退役的將校軍官以及學界名流，會員多達數千人。研究會設在被稱為臺灣“世外桃源的”原美軍祝駐台顧問團的駐地，這是一個綠樹成蔭、碧草連片的風景秀麗社區。蔣緯國當時是臺灣“頂峰作業機構”、“國安會”的秘書長，主控臺灣情報和安全工作。那天，寶島臺灣風和日暖，陳鵬生坐著蔣緯國派來的專車直達研究會大門，這時蔣緯國和秘書長已在大門口相迎。陳鵬生演講的主題是“大陸法制的過去、現在和將來”，這是針對臺灣地區這些聽眾對大陸法制的不瞭解和疑慮而定的內容。蔣緯國親自主持演講會，對陳鵬生演講給了很高的評價，連說這是“一流的專家、一流的演講”，一再要求陳鵬生再次前來作報告。還贈送了一對刻有蔣緯國名字的金筆和他寫的幾本專著。在陳鵬生臨離開臺灣時，蔣緯國熱情地約請陳鵬生到他辦公室就兩岸和平發展問題作了長談。
在臺灣，陳鵬生還拜會了臺灣當局“監察院”院長黃尊秋，臺灣電視公司董事長陳重光等人，就儒學研究的交流和合作交換了意見。陳鵬生和陳重光任會長的弘儒學會還簽訂了合作意向書，共同舉辦儒家思想文化研討會。在此期間，陳鵬生在臺灣地區結識了許多政界、學界、文化和經濟界人士，為後來他積極開展對台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有力的幫助。2000年，紀元更新的時候，他曾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臺灣海基會會長辜振甫書寫兩副字，汪老寫的是“紀元晉千”，辜老寫的是“源流歸一”，這兩幅含義深刻的對子合在一起，被稱為“世紀楹聯”。聯合國成立50周年時，中國贈送了一個大鼎，上面除了雕刻象徵中華民族56條龍之外就刻有這個對子。
1991年10月，陳鵬生應聘赴日本，作為日本神戶大學的客座教授，為研究生和大學老師開設了“東方法制史”和“東方法律思想史”兩門課，陳鵬生利用在日本講學的一年多時間，結識了許多日本政界和經濟界、文化界的人士，如原日本首相海部俊臣、日本環衛廳長官林大幹、日本大財團住友生命董事長新井正明等。他多次應邀到設在深山老林中的研究所，為日本大企業高層人士講儒學與經濟，促成大企業家三浦先生組建日中經濟與文化發展基金促進會，帶動日本企業界來中國投資。1994年，在陳鵬生的牽線搭橋下，日本環衛廳長官林大幹組團來中國訪問，並通過汪道涵的聯繫，前往北京和朱鎔基總理會談。1994年，經由陳鵬生的聯絡，他陪同汪道涵應邀訪日，與日本國首相竹下登以及日本最大經濟組織經全聯、著名證券集團野村證券舉行會談，商討中日環保事業的合作事宜。在日本的中山紀念館、神戶女子大學等地，至今仍留有陳鵬生的墨蹟。
陳鵬生由於學術上的成就，受到業界同人的敬重，曾被推選為中國法律史學會會長，而他至今也仍然擔任中國儒學與法文化研究會會長職務。陳鵬生自1991年擔任研究會會長以後，不斷積極推動我國儒學與法文化研究的工作，而且廣泛聯繫海外的相關組織和機構，先後與臺灣的弘儒學會、老莊學會、淡江大學、日本的法文化研究中心、鹿島大學、日中文化與經濟發展基金促進會等機構，成功地在我國的無錫、黃山、南京、廈門、開封、連雲港和汕頭等地，舉辦了專題學術研討會，邀請了國內外專家學者參加，並出版了系列研究叢書，有的使用中日兩國文字印刷，在兩國同時發行，影響頗大。我國革命元老薄一波和臺灣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都專門為中國儒學與法文化研究會題寫橫幅。後來，陳鵬生於華政在全國高校首先成立法文化研究所，並招收法文化研究方向的研究生。
1994年，我國的改革開放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眼看著我國市場經濟蓬勃發展，陳鵬生敏銳地感到，無形資產的價值已越來越重要，但社會上對此關注不夠，使無形資產大量流失。於是，在上海市政協領導的領導和支持下，他們在上海首先成立了無形資產評估事務所。政協領導任董事長，陳鵬生擔任所長，他們團結了一批學者和業務骨幹，以刻苦鑽研、潛心研究的精神，勇敢地闖進了這個全新的領域，使無形資產評估事務所的業務增蒸蒸日上，一時名噪上海。他們評估了上海大眾、上海電視、上海三毛以及文明國內外發行量近
200萬份的《小主人報》等著名商標和品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上海的報刊經常報導他們的評估資訊。為了傳播評估資訊和評估經驗，以促進無形資產評估這一新的事業，他們克服著許多困難，在全國範圍內首先創辦了一份專業雜誌《資產評估與財富》，這份雜誌在無形資產評估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陳鵬生自1986年開始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兼法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其中除因出國講學外，先後於第六屆、第八屆和第九屆連任三屆。
陳鵬生在71周歲時正式離開教席。華政鑒於陳鵬生的業績和貢獻，特地在他退出教席時，在上海國際飯店舉行了隆重的儀式，授予他“功勳教授”的榮譽稱號。現在，年近80的陳鵬生仍然身兼許多社會工作，奮發不息地為社會、為國家而忘我工作。他身兼中國儒學與法文化研究會會長，司法部《中國司法鑒定》雜誌主編，廈門大學校友會上海分會名譽理事長，上海法學家與企業家聯誼會副會長以及中華和平統一促進會副會長，等等。在他那張大寫字桌的玻璃板下，壓著一幅他以遒勁的行書抄錄的華羅庚的話：“樹老怕空，人老怕松，從嚴以終”。陳鵬生真正以此策勵自己，勤奮不息。上海市僑聯、全國僑聯先後為陳鵬生頒發了“愛國奉獻獎”，“奉獻”兩個字，正點出陳鵬生一生最可貴的精神所在。而人們還應該在這種“奉獻”精神的背後，體察到陳鵬生那股歷盡艱辛，不畏困難，不怕挫折，始終勇往直前的銳志，此乃“志者氣之帥也”。他說："作為一個由人民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應該‘常懷憂民之心，恪盡愛民之責’。”這顆心，這份責，是何等可貴啊！
（原載《閩南兒女》，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