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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歷史剪影《二》
六、深具古風的台北府城
十九世紀中葉（一八四〇年）以後，面對著列強一波波的軍事威脅與貿易開放的要求，滿清政府不得不進行一連串制度的變革與國防的建設以求自保。先是在英法聯軍之後
（一八五七至一八六〇年），中國被迫開港，其中影響臺灣最大的是台南和淡水的開港。由於淡水的開港，於是有新式貿易制度的建立，改變了臺灣傳統農商的社會型態。後來，又因牡丹社事件
（一八八四年），滿清政府被迫派遣大員沈葆楨到臺灣來增強防務，於是有臺灣北部海防的加強與台北府城的興建。同時，滿清政府為因應紛至沓來的挑戰，於是有自強運動的展開，最能代表這項實務工作的是劉銘傳治台期間在台北地區從事的一些西化建設。因此，新式貿易制度的建立、台北府城的興建和台北西化建設的推展，迫使台北地區的政經和社會等環境產生徹底的改變。
一）開港後的社會變遷
台灣一經開港，由於外商的正式進入台灣，擴大了臺灣對外的貿易出口量，以及通商的貿易地區，同時也對臺灣原有的經濟制度和貿易方式產生極大的衝擊。如樟腦專賣制度的轉變和商品製造過程的規格化等即是。
這時，臺灣稻米的生產，僅供自給自足，糖和茶的生產量突告增加，樟腦也因外人的大量需求，而增加生產量。而在台北地區，最明顯的是，茶葉和樟腦已成為洋商操控的經濟性產品。以烏龍茶來計算，自一八七二年
（同治十一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輸出量約增加七倍的數目。以樟腦輸出量來計算，自一八六八年
（同治七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則增加數目約三點六倍。
近代外國人進入台灣從事貿易活動，最早的人是英國的駐台領事郇和，他於一八六一年
（咸豐十一年）至打狗（今高雄市）調查臺灣的產業。約在同時，又有甸德和怡和洋行所屬的快船來淡水進行貿易的輸出入業務。有時，洋行也採用買辦方式，利用本地有商業經驗者，來直接控制本地的生產者。由於外國洋行的不斷發展，來北部地區從事貿易的商館日多。直到十九世紀末年
（日治時期），尚有寶順、德記、水陸、和記、怡和、嘉士等六大洋行。
由於洋商貿易的不斷發展，造成原有郊商的逐漸沒落，艋舺的泉郊、北郊以及大稻埕廈郊合作自保即是實例。然而郊商本身的墮落亦是郊商衰微的主因。如郊商踵事奢華、重利盤剝、劣貨欺人、販售禁品、刻薄巧詐、放任子弟、結納胥吏、析產分夥、興訟不已等均是。
傳統郊商的經營方式大部分是家族式或是少數人合股來經營企業，無法像西方公司制度的累積資金，擴大營業範圍。再加上傳統郊商的觀念保守，安於現狀、知識落後，要使郊商具有挑戰力是極其困難的。從此洋行與本地的買辦遂代替郊商在台北地區貿易的地位。
二）從水田中矗立起的台北城
今日的台北市是臺灣的首善之區，也是國際有名的大都市。這在一百年前，當台北府城建立時，已看到它的雛型。在一八六
〇年代（同治）以前，台北近郊便已發展出三個大街市。一個是新莊，一個是艋舺，另一個是大稻埕。當台北府城要興建時，經過一番研討後，遂決定在艋舺和大稻埕兩個大街市之間，連起了台北府城。
艋舺原只是淡水河邊從事漢「番」交易的「蕃藷市」。及一七四
〇年（乾隆五年）艋舺龍山寺落成，逐漸成為三邑移民的信仰中心和同鄉會公館的所在地。到了一八二五年
（道光五年）艋舺成為臺灣北路與軍事的中心，由於漢人移民日漸增加，逐步侵占原住民的土地，迫使番社急速讓出台北平原遷入山區。其後人口聚集，商船往來約在一八五三年
（咸豐三年），可稱得上是艋舺最興盛的時期。不過，曾執台北最大街市的艋舺，卻因藍靛輸出的減少，米糧的輸出不力下步上了衰微。
大稻埕最早有商店出現，是在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
）。林藍田因躲避海盜洗劫，從基隆逃到大稻埕來建立一小商店，稱為「林益順」。兩年後
（一八五三年）艋舺地區的泉州人在移民械鬥中失敗，由郊商林右藻帶領，輾轉遷到大稻埕，在林藍田店鋪對面建立起三個商店，並組成了廈郊「金同順」。由於多位郊商的投入開發，便陸續在附近紛紛建立起商店，即形成今日迪化街的「中街」。一八五九年
（咸豐九年）他們重建的城隍廟在中街以南落成，街肆延長至城隍廟前，出現「南街」。後因南邊多沼澤濕地，不易開發，便繼續朝北，發展出「中北街」、「普願街」和「杜厝街」，越來越興盛。再加上開港後外國洋行在沿著淡水河岸建立洋樓，貿易更加發達。直到十九世紀末年
（清末到日治初），貿易額占全台的首位。
台北府城，位於艋舺以東，大稻埕東南，在圍繞的府城城牆之內，通稱為「城內」，是繼艋舺和大稻埕之後發展的市區。約在一八七五年
（光緒元年），沈葆楨為加強處理臺灣防務以及開山撫番事宜，並奏上「台北擬建一府三縣摺」。後為朝廷允准，於次年
（一八七六年）獲准設立。
台北設府後，台北府的知府尚駐在竹塹（新竹
），直到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實行淡水、新竹分治，台北府的知府陳星聚才正式在台北就任。當時陳星聚立即公佈一張招建告示，大抵上決定了新府城城基和街道的位置。不過，台北府城位在艋舺和大稻埕之間的一片水田上，築城和招建的工作都很難進行。
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岑毓英擔任福建巡撫，他除了督辦臺灣防務外，還督促陳星聚積極進行築城工作。但岑毓英回中國大陸後，被任命他調，臺灣的一切政事，遂由台灣道劉璈主持，劉璈一到台北就更改了岑毓英的規劃藍圖。據說岑毓英在規劃台北府城時，他的風水觀是以恆常不動的北極星作為建城工程的基準點，使南北軸線有所依據，因而形成方形城池、城開四門、十字形街道，重要軸同為南北向的城市。
後來接手的臺灣道劉璈，是屬於「巒頭學派」的風水觀擁護者，以山勢的走向作為建城參考。他更改城牆的方向，使北城牆後方有七星山可倚靠，而保留城內已有建設，於是台北城的面貌遂不同往昔，周徑改成一千五百餘丈。台北城自一八八一年
（光緒七年）籌劃，翌年興工（一八八二年），而約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竣工。
三）模仿西洋建設下的台北
在台北府城建築前，艋舺和大稻埕大致上均已開發到飽和階段。而城內地多水田，只有田寮、竹圍等點綴在其間。早期僅有零星街道和商店的開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台北府城完工，官衙、廟宇依次興建，人口才逐漸增加，城內也益形繁榮。
台北府城的發展，到了劉銘傳向清廷請求臺灣建省後，又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劉銘傳授命為臺灣巡撫，計劃將台北建為商業都市，於是一面建造鐵路，以通基隆和省城（原在彰化縣），一面整頓大稻埕，擴充城內建設，設計新市街。
在大稻埕，劉銘傳大事擴張生產組織與規模，使大稻埕成為茶葉的國際貿易市場。他又大興土木，修建市街，藉以招徠外國商人，該區南部市街如建昌街、六館街和千秋街陸續建立，並指定這幾條街為外僑居住區。尤其是鐵路的建造，不僅拓展臺灣交通發展的領域，也促使台北成為南北交通的控制中心。從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起，鐵路以大稻埕為起點，開築通往基隆、新竹的鐵道分別在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完成。此後貨物逐漸改由基隆進口，以鐵路運銷各地。
在城內，建設的情形，比起大稻埕來說，更有成果。劉銘傳為突顯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從江浙地區的富商巨賈募集資金創設「興市公司」，大量的建築店鋪。為謀取地方的繁榮，並從事築路、建街，於是石坊街、西門街、新起街等新興市街便陸續出現，並且使大稻埕、艋舺和城內逐漸聯成一氣。後來，劉銘傳又於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自上海購入人力車
150輛和馬車若干輛，行駛於三市街之間，以便利交通。從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起城內初設電燈，除重要衙門外，西門街等處也有路燈的設置，但民間使用電燈的情形並不普遍。另外，也督辦商家廣達溝渠，保持環境衛生，改善飲用水，減少傳染病，並自國外輸入壓路機，以便道路修築，一時交通便捷，市容整齊，曾有「小上海」之美譽。
七、傳統的信仰和族群
中國歷代統治者對於民間的信仰，大致是採取較為寬鬆的放任政策。除了十八世紀初年（康熙末年）發生了滿清朝廷和天主教教廷之間對教會問題的歧見，而有一段期間禁止天主教在中國傳教外，原在中國流行儒教、佛教、道教以及民間信仰等都任由人民自已去信仰。
早期臺灣的移民來自中國大陸的閩南和粵東最多，當他們前來臺灣墾拓時，常是以同祖籍的移民為中心，聚集在一起開墾，自然會以家鄉傳統的信仰為目標，而建立起地區性崇拜的廟宇。並且可以在各項年節活動中，團聚族群的向心力。但是，相反的，如果在區域內發生各族群之間的利害衝突，各族群也會以廟宇為中心，團聚各族群的力量，發生彼此間的分類械鬥。
一）華麗的廟宇和建築巧藝
當近代歐美的思想趨向理性和解放之際，並且在工業化推動下，提出了震撼性進化論和唯物論的思想理論時，中國內部卻極少有思想家對宗教本身的反思。甚至，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臺灣的社會反而背道而馳的，在民間宗教信仰上趨向蓬勃的發展，這與臺灣各地區墾拓的形態有關。這一現象表現在台北地區，則是約有五十座重要廟宇的興建。
台北各地區興建的廟宇，和當地居民的發展息息相關。尤其是隨著各地區人口和經濟的發達情況，都會直接的反映在廟宇的規模上。不過，站在現代人的眼光來觀察，我們所要認識的，不僅是廟宇的輝煌和衰落，更要深入的去認識廟宇本身的時代性和藝術風格。
臺灣廟宇的建築，雖然發展的時間不長，但從其建築的藝術性來看，有其獨特的風格。早期來台的墾民，人力與財力都不及家鄉甚遠，而且以閩南和粵東的移民為主，所以在建築上不免受到漳、泉、客等家鄉原型建築的影響，而因陋就簡。但假以時日，在臺灣的墾殖成功，農商方面都有超前的成就時，便逐漸培養出屬於臺灣地區的建築風格來。
臺灣的廟宇，大致上以閩南系統的建築為主，它的共通點是建築的材料以紅磚、紅瓦為主調，在內部結構上的斗拱系統，一直保持自屋架縫上向外出跳的方式，並不向左右發展。如從建築類型看，有四合院式與前後院式兩種「合院式」的建築，也有三開間單院式與三開間多院式兩種「市屋式」的建築。如從建築形式看，臺灣的廟宇顯然比中國大陸的廟宇來得較具「巴洛克」特色。屋脊和屋簷表現曲線的法式，裝飾上集畫、雕、塑、砌於一爐，令栱或廂供的「托木」有精美的雕刻，龍柱採用穿鑿技法，前門有嵌版的裝飾，脊飾除有石灰與釉片拼出的「剪黏」外，尚有交趾陶的生動造型，而磚牆用薄磚做成箱式砌法，再以磚柱收頭，更具創造力。
特別是台北地區開闢較晚，受到傳統影響也較為薄弱，尤其是財富累積有後來居上之勢，所能動用的財力和人力更加可觀，甚具地方性的特質。其中以艋舺龍山寺、淡水鄞山寺、淡水龍山寺、新莊廣福宮和長福巖清水祖師廟最能代表清代中葉以來各時期臺灣傳統廟宇的建築風格。
二）移民心中的神明與賽會
早期入台的移民，必須泛海墾殖，經歷過幾許的冒險患難，像海道的險阻，開拓土地的紛爭，以及天災、地變、疾疫等，在在都必須靠自己去克服。為了在各項活動中祈求心理上的平衡，就有賴於精神上的支撐，所以一般移民在背井離鄉之初，都把家鄉奉祀的神明，隨身攜帶，冀保水陸平安，等到僥倖抵達目的地之後，又無災難的很順利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於是便完全託神明的庇祐，都很慎重的把這些神明供奉在家，早晚膜拜，一旦大伙兒家大業大，人興財旺，為了崇功報德，更進而興建廟宇，移奉神殿。
台北地區的移民原來的祖籍以漳、泉、客三地為主，他們所信奉的神明也是以家鄉原有的信仰為本，例如泉州的安溪人信仰清水祖師，同安人信仰保生大帝，汀州人信奉定光古佛，漳州人信仰開漳聖王，客家人信仰三山國王。也有些沿海的漁民與居民信仰觀音佛祖和天上聖母，而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居民則是信奉神農大帝和保儀尊王。至於屬於意念性的信仰如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呂洞賓)則比較特殊。可是，絕大部分的居民則配合地方的習俗，信仰道教中的玉皇大帝及其領導下的眾神。
台北各廟宇在信仰神明之餘，最重要的活動便是迎神賽會。每個廟宇都有自己特定的祭典與節日，來紀念他們自己的神明。在台北比較受到注目的廟會，如萬華的龍山寺、萬華的青山宮、大龍峒的保安宮、大稻埕的霞海城隍以及三重的先嗇宮大祭典。每到各大廟宇祭典來臨之前，都會引來台北地區各族群，甚至全台各地人民的重視，而來參與他們的各項活動。
以大稻埕的迎神賽會為例，農曆五月十三日為城隍爺的紀念日（農曆十一月一日為城隍的紀念日，但後來改為關帝的誕生日期五月十三日），各種音樂團、詩意閣、廣告車等都會出動參加遊行。不過在祭典的前一天，有所謂「打八將」的夜訪活動，是為祭典展開的序幕。打八將常吸引了無數民眾的圍觀。
據民俗專家的研究，打八將與遠古的「大攤」祭，由人扮鬼，做迎神驅逐鬼的原始宗教儀式有關。霞海城隍廟的打八將活動是城隍爺帶著陰司官、八將、虎爺、馬爺及五營兵將出巡、查訪，捉拿壞人，為民除害，以保佑市民無災無厄，平安喜樂為目的。
方有七星山可倚靠，而保留城內已有建設，於是台北城的面貌遂不同往昔，周徑改成一千五百餘丈。台北城自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籌劃，翌年興工（一八八二年），而約於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竣工。
三）族群角力的分類械鬥
台北居民開發墾拓和傳統的民俗信仰也是息息相關；雖然在各自發展中有其地域的特異性，卻也潛藏了一些內在的矛盾和衝突。由於早期在台北墾拓的各種祖籍居民各自據地發展，官府始終很少涉入，當墾殖和交易逐漸接近時，自然容易產生互爭水源墾地和貿易據點衝突。於是除了加強同祖籍之間的維繫外，更造成不同祖籍之間的分類械鬥。
台北盆地發生分類械鬥的事件起於十八世紀中葉（乾隆中期），但規模不大，僅限於小地方。在十八世紀下半期（乾隆中後期）有樹林柑園、劉厝埔閩客械鬥，樹林樟樹窟漳泉械鬥，樹林東園里閩客械鬥，鶯歌阿四坑、阿南坑閩客械鬥。十九世紀初年的一八〇九年（嘉慶十四年）有臺灣北部漳泉客械鬥。及十九世紀中葉後（咸豐年間）則變成大規模的械鬥。如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有八里、新莊閩客械鬥，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有新莊閩客械鬥，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有淡水漳泉械鬥，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有士林漳泉械鬥，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有艋舺（八甲）、新莊漳泉四縣械鬥，一八五九年（咸豐九年）有板橋、中和、士林漳州人和同安人的械鬥。
從這些資料來看，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以前械鬥的族群以閩客為主，一八四一年以後則以漳泉為主。及至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泉州人也發生三邑人和同安人的械鬥。移民群體認同的標準，初為省籍，漸縮為府、縣。在閩客不同省籍的械鬥中，客家人的勢力先退出盆地，連客家人的信仰中心一新莊廣福宮（三山國王廟）也因而冷落無人祭祀。客家人勢力退出後，盆地內幾乎成為閩南人的天下，而閩南人間漳泉的關係自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前後趨向緊張，發生械鬥。其後矛盾更加劇烈，至一八五〇年代（咸豐年間）的大決鬥，波及的地區相當廣泛，對於台北盆地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
四）大祭祀圈的共聚鄉情
台北盆地早期移民的祭祀，以籍別相同的人群為集合體。在十九世紀前期（道咸年間）由於經濟的惡化，已造成社會內部的不合。後來，又經過分類的械鬥，使得各祖籍之間的矛盾更加擴大。每當各祖籍的衝突出現時，為了強化同族群內聚力，常會擴大同祖籍祭祀的範圍，這即是祭祀圈的擴大與結合。台北盆地的移民，在十九世紀初期（道光年間）以後，客家人已在分類械鬥失敗後退出台北盆地，而漳泉的移民則常藉著各自的廟宇展開迎神賽會的聯繫。
安溪人在台北盆地的地緣組織最為緊密。他們最早在此建立的祖籍結合根據地是艋舺清水祖師廟，規模也是最大。大龍峒是同安人的大本營，在十八世紀初年同安人建保安宮後，成為台北盆地內同安人地緣結合的中心。後來同安人又在大稻埕建立霞海城隍廟，成為同安人另一個信仰中心。士林和擺接（板橋）地區為早期漳州人兩個主要居地。由於漳州人居多數，十八世紀（乾隆年間）在枋寮（中和）建廣濟宮，隨著土地的開發，該廟成為永豐圳灌溉地區漳州人的信仰中心。
從台北盆地的艋舺、大龍峒、大稻埕和擺接地區，祭祀圈的發展觀察，原來的範圍較小也各自分立，後來，透過一年一度的中元節普渡祭典，則將各地的祭祀圈連結成為一大祭祀圈，無形中加強了同籍的地緣意識和團結力。連結各地祭祀圈的中元祭典，都在盆地內各移民祖籍保護神最大的廟宇舉行，而這些廟宇多在大街市。同安人最大的中元祭典，在大龍峒保安宮舉行，除新莊以南，各地的同安人皆趕來參加七月十、十一、十二日的祭典。安溪人由於來台的組織不同，在盆地內分成許多祭祀圈，如三峽、鶯歌的三峽長福巖由各姓輪流祭祀，中元普渡的中心則在艋舺清水祖師廟，分由三個堡輪流主持。漳州人在盆地的祭祀圈，以內湖碧山巖、士林慈諴宮，擺接地區的廣福宮為中心。由於地理的阻隔，三地並末經由中元節普渡祭典把各自分立的漳州人連接起來。三邑人的信仰中心是艋舺龍山寺，他們在台北盆地的大本營是艋舺。此外也有一部分人分佈於淡水、新莊、樹林、泰山和土城。艋舺龍山寺的中元祭典本由當地三大姓主持，但藉著宗教活動，促使盆地內約三邑人也連結起來。
從台北各地區祭祀圈的發展，可以發現，它們在有些時候是擴大了不同祖籍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但在有些時候，相反的，也可能經由祭典活動促進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流。台北盆地傳統的信仰帶給過去居民不少的歡樂，現在雖然有世界性的大宗教如佛教和基督教等大量的深入民間，擴大了他們影響力。不過，存在台北人的內心深處，這些原有的傳統民俗信仰尚能帶給他們無限的安慰和歡欣。
八、從傳統到現代的蛻變
「傳統」與「現代化」這兩個名詞，是個相對概念。「傳統」好像是代表過去一成不變事務，而「現代化」則代表一般人的時尚或流行的風潮。當日治時代視前面的滿清末年生活為「傳統」時，我們現在又視日治時代為「傳統的」習俗，而非屬於「現代的」生活。可見「傳統」和「現代化」是個比較的觀念。
一）傳統士紳和平民的生活
滿清時期，台灣傳統的農商社會是根基於原有農村社會發展出來的社會面貌。這類社會的本質，承繼於中國大陸傳統的政治制度以及閩南、粵東的社會組織形態。政治上，以效忠王朝為理念，一般的讀書人則是透過科舉制度成為王朝行政官僚的一分子。社會上，大部分是以同祖籍的居民生活在一起，只有在大街市才能藉著互相交易之便而共同生活。日常生活上，除了士紳階層有官方的排場外，一般的居民都是承襲著原有漢人社會的習俗。
台北盆地在十八世紀中葉（乾隆年間）逐漸開發，盆地內的新庄街（新莊）突然成為臺灣最北的大街市。一七四六年（乾隆十一年）八里坌巡檢首先捐贈義學一所，是盆地內最早成立的學校。其後有胡焯猷，於一七六三年（乾隆二十八年）捐建明志書院（泰山）；潘定民在芝山巖開漳聖王廟旁，建文昌祠義學（一八四〇年）；艋舺建學海書院（一八四三年）；板橋林維源、林維讓兄弟捐建大觀義學（一八六三年）。於是士林、艋舺和板橋的文風都相繼興起。不久，連大稻埕、大龍峒等也有義學的設立。
十九世紀初期（道光以後），台北盆地內學校逐漸增加，文教也因而興起，地方中舉的人數增加。自一八二一年（道光元年）至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的七十四年間，盆地的生員、貢生和舉人的人數，以艋舺、大稻埕、枋寮（中和）、板橋四地最多，大龍峒、士林和新莊人數也不少。由此可知盆地中央區文教較為發達，盆地邊緣地區，則呈現落後的現象。因此，人民性格不同，盆地中央愛好文教，邊緣地區則崇尚武質。
滿清末年，台北的經濟生活是兼具農、商社會的型態，但如以人數與該行業所佔的地理空間而言，農業仍佔優勢。一般農民生活隨季節的工作性而有改變，家庭大部分是屬大家庭的組織，而以「父權主義」為中心思想。當時的台北人衣、食、住、行相當簡單，與中國閩南地區相類似。但開港後（一八六〇年後），台北日益繁榮，舶來品進口日增，生活有若干程度的變化。其中最明顯的是西式洋樓的建立，如千秋街，建昌街與六館街為最有名的洋樓街。而劉銘傳為整合台北三市街的交通，建造基隆到台北間的鐵路更促進台北地區茶葉，樟腦和煤炭等大宗貨物的輸出。
二）傳統勢力的衰微
由於台灣住民長期生活在傳統的習俗中，對於滿清統治期間的各項措施，並不太感覺出有什麼多大的改變。可是，被視為「不變的中國」，受到近代世界潮流的衝擊後，情形就大為改觀了。不僅滿清帝國的權威受到影響，連中國傳統的文明也受到懷疑。
近代以來，首先有力量向台灣傳統社會挑戰的是英國人。他們對中國發動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打開中國的閉關形態，並且把近代西洋的工業化文明輸入中國，當然台灣也在這一戰役中，感受到船堅砲利的威力。後來，英國人又利用英法聯軍（一八五八年）侵犯中國之便，迫滿清開放台南和淡水為通商口岸，於是台灣正式成為西方拓展貿易的一個據點。當時對於台北地區的影響，只是在農業經營方式和商業貿易的機能上。不過，隨著大量洋人的前來拓展商機，也把屬於個人宗教信仰的基督教文明傳入台北。如基督教長老教會首於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傳入滬尾（淡水），其後經馬偕的繼續傳教，直到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共有大稻埕、北投、八芝蘭、艋舺、錫口等教會。
面對著這一連串外力的挑戰，中國本身為求生存，也開始有了自發性的改革，號稱「自強運動」。在滿清的有力朝臣中，先有沈葆楨和丁日昌的辦理防務，後有劉銘傳從事台灣建省行動，陸續引進了西洋的軍事、交通和教育等建設，促使台北附近的防務和交通出現了嶄新的面貌，甚至一些士紳階層也接受了西洋教育的內涵。只是一般的居民在生活上僅稍稍感覺到一點轉變而已。可是，等到日本人有野心侵犯中國，並且在甲午戰爭（一八九四年）中打敗了中國之後，使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分屬不同民族和文化的情況下，自然改變了台灣傳統社會的形態。
三）威權統治的架構
日本統治台灣，原即是以殖民母國的利益為前提，主要是將台灣視為日本經濟體系的一環，而企圖使台灣成為日本經濟榨取和進軍南洋的基地。
因此，統治台灣必須有一套異於日本本土的策略。在日本政府處心積慮的殖民統治策劃下，進行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由台灣總督掌握絕對的統治權力，以科學實用主義的原則來進行治理，實現差別待遇與種族歧視等必要的手段，如此，再透過對台多項基礎工程的建設，必可達到控制台灣和利用台灣人力與自然資源的目的。
「把台灣從中國隔開，使它跟日本結合起來」是日本對台支配政策的首要任務。當日本殖民政府對台統治才剛就緒，便即刻執行「住民去就的決定日」（一八九七年）以逼迫台灣住民成為日本國民。稍後，日本更有計劃陸續拆除原屬滿清時代遺留下來的建築，如文廟、澄瀛書院、天后宮、布政使司衙、籌防周以及西門城門、東北城門的外廓和所有的城牆。從此，日本政府達成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之間族群的隔離行動，並且丟除了根植華族的歷史文化意識。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即大力的學習或模仿西方現代的文明。對於殖民地和台灣的經營，則採取貌似科學主義的實用政策。其中最有名的理論，是第四任台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生物政治學」。他強調任何殖民行政制度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如從事戶口調查、舊慣調查、土地調查、林野調查與整理、度量衡和貨幣的統一，以及鐵公路的交通建設等。
依據後藤新平對台灣人的「研究」，認為「台灣人是屬於物質的人種，黃金和儀禮、華廈和宏園，是他們所尊重的對象。」所以他勸兒玉源太郎，為了表示當時的殖民統治者與從前大不相同，實有必要另建總督府。他並且建議，在省會台北中心，建造一座壯大的台灣總督府官廳，周圍設有大街、林蔭大道和公園，這是權力與領導的象徵，可給台灣人一項深刻的印象，以為日本人將留住台灣，且要繼續統治台灣。
四）都市計劃的藍圖
日治前台北二市街的規模，是日治時代台北都市發展的主要基礎，而都市體制的奠立與再發展，依然沿襲十九世紀末年（清末）劉銘傳對台北的經營，但日本殖民政府刻意建立台北成為政治、金融以及學術教育的中心，使台北正式成為全台的領導樞紐。基於此一目標，日本殖民政府有計畫的擴建台北市街，使日治五十年中台北展現出現代化的都市風貌。
今日的台北市行政區域，在清代並未明文置市，直到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十月一日才做州縣市市制規定，將台北市市治改於今城中區，台北市之名稱自此開始。在此之前，日本殖民政府曾於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進行過台北市15萬人口的都市計畫，預計在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達飽和的狀態，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時，人口已超過17萬人。
一九二〇年十月，按州縣市制規定，正式設立台北市，設台北市役所（即市政府），仍隸台北州，廢原來三區之制，一面從事街道地域之延展，一面則將全市分為
155街庄。其後，改用日式町名。一九二二年（昭和七年），台北州又發表大台北市區計劃，擴為60萬人口的都市，預計一九五五年（民國四十四年）之前不會達到飽和。
一個60萬人口的都市，需要相當大的區域，這一計劃包括東到松山，西到淡水河，北以士林為界，南接新店溪，除去山地、河川、沼湖低濕地，實際可利用面積4780公頃，每人平均可利用面
積約
0.8英畝，離標準密度一英畝，僅少許差距。市內道路系統決定主要道路59條，其中東西走向32條，南北道路27條，累積總長
257公里，面積
450公頃，約佔利用總面積的9.5%。計劃設置公園17所，面積約
388公頃，加上既有的公園面積49公頃，合計約為
437公頃，約佔市區計劃區域利用總面積的9%。
五）現代化都市的雛型
日本政府對台北市區進行計劃性的改進，除了破除以往農業文化的氣息外，對於現代化都市生活的推行，也有其實際的成就，新式街貌的推動，使台北市成為新城市的風格；交通建設的展開，使台北市成為全台交通的樞紐；衛生環境與保健的執行，使台北市成為現代化的環境；教育與風俗的改進，使台北人成為日本人要達成的「國民」素質。
在日本治台期間，日本人對台北市的街貌，採取計劃性的建設。當時日本人大量引進各種歐洲的建築風格，而且加以混合、變化、運用，因此展現出極為繁複的特色，大致上、台北市的街貌，可分為「古典式」（台北賓館、台灣大學醫學院、紅樓、省立博物館、監察院、鐵路局、總統府、公賣局、台大醫院、合作金庫、台北郵局、土地銀行、台灣銀行）、過渡期（如中廣舊舍、司法大廈、中山堂）和「現代」（如台北電信局、行政院）三種不同階段的建築。
台灣的交通事業，在清末本已有郵政電信的設立，鐵路則已由基隆通至新竹。日治時期先加強郵政電信事業，全台各地設郵局、電信通信所、辦理公眾電報業務。鐵路興築由基隆至高雄的縱貫鐵路、淡水與台北間的鐵路，台北聯外道路的橋樑。另有市內道路的二線道以及公共汽車的經營，都促進了台北市的發展。
為了提昇衛生環境，編列預算，如公醫費、傳染病預防費、消毒費、水井、水溝、污水清除費、屠宰檢查費、衛生品檢查費、自來水費等項目。特別的工程有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聘請英人柏特為衛生工程顧問，仿新加坡的開渠式設計，處理污水問題，為改善城內及萬華環境衛生，開始設置暗渠下水道，改善台北市人口稠密地區的污水及雨水排洩。自來水工程，始自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於二年後完成，其後增設抽水機、電動機、濾過池，並且增闢大屯山的水源。而公立醫院機構有台大醫院、總督府立病院、松山療養院、新莊樂生院以及松山養神院。
日本人武力佔據台灣後（一八九五年），為實行殖民統治，必須立即著手日本化教育的推展，先有「國語傳習所」和「國語學校」的設立。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日本政府公布台灣公學法，確立公灣人民初等教育的基礎。其後，在台灣陸續辦有中等學校、職業學校、師範學校與高等學校。日本政府辦理的高等教育，目的在配合國策的需要。而且幾乎全為日本人所獨佔，台灣子弟受到高等教育，則遭受政府嚴格的限制。在社會教育上，有改良台灣舊習及推行日台同化為目的的社會教育，如天然足會、台灣同化會，以及移風易俗的矯風會、俗德會等組織。
除了新式街貌，交通建設、環境保健以及教育風俗的改革外，尚有日常生活的規制化。最明顯的是時間運用的精準化，改變公、教、工、商的市民定時、定期的上班工作。其次是衣著的規格要求，如工廠、工人、公家機關員工、學校均要有制服，並要求上流人士與女性，在正式場合穿著西裝、洋裝、旗袍或和服。另外，為了使各地在使用度量衡器的統一，先實施「度量衡條例」，並規定，度量衡的製作及批發都歸官營，使買賣雙方都有了保障。
日治初期，台北的社會秩序並不穩定，當時的經濟也不開發，傳染病到處猖獗，自然災害非常的嚴重。及台北市區改正後，現代的文化運動與社會運動才剛剛發展出來。到了日治中期，台北的社會秩序才日趨穩定，經濟的開發日益生效，於是醫療衛生獲得改善。由於台北都市機能呈現複雜現象，日本政府便規劃60萬人口的都市藍圖。此時台北市民的抗爭方向，變成為活潑的政治、文化、社會的運動。後來農產品更為增加，生產力大為提高，消費量也同時增進，台北市民的態度乃逐漸改變，願意採取各種的生活方式。從這些明顯的轉變中，也可以看出，在日本政府的主導下，大台北市的社會風格已從原來傳統的中國社會形態，改變成略帶東洋風格的現代化都市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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