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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歷史剪影《三》
九、壓不扁的民族情懷
日治時期社會運動的健將之一蔡培火，在「我島與我們」一文中說：「台灣是帝國的台灣，同時也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我們現在可以在自由範圍內，為了準備將來真正的生活，使我們的智力能夠如上述那樣銳敏起來，並且充實我們的體力加以鍛鍊。如此決非步軍國主義末流，而是為了完成我們的本分應有的覺悟。」蔡培火等人處在日本政府高壓統治之下，內心總是無奈的。只能在自由範圍內從事社會活動，但是，最終目的卻是要完成自己的覺悟，而不是步軍國主義的末流。只是早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道光年間)，台灣即遭受到列強一連串武力的進犯，早已經面對幾次外來武裝力量的挑戰了。
一）武裝抗日運動的破滅
當十九世紀世界民族主義運動勃興，逐漸從歐洲傳佈到亞洲之際，中國尚是一個貌似威嚴的大帝國。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道光年間)，當列強紛紛向中國侵略時，台灣也成為列強爭奪的對象。從一八四〇年代起，歷經鴉片戰爭（一八四〇年）、英法聯軍（一八五七年）與中法戰爭（一八八四年）三個戰役，台北地區都直接的受到戰爭的波及。甚至在中法戰爭中，法國人還包圍淡水、基隆外海，並且登陸基隆，整個台北都告震動。這些戰役對於台灣的命運來說，還只是受到列強的部分傷害罷了。
眼看著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已成定局，台灣人民在失望之餘，突然又告振作起來，認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來保衛疆土。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台灣人民公推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唐景崧是當時的台灣巡撫，先正式宣佈獨立，並刻「台灣民主國」金印，建元「永清」，藍地黃虎旗為國旗。以進士丘逢甲任團練使，富豪林維源為議會議長。五月二十六日，團練使丘逢甲率領台灣地方士紳十多人，到巡撫衙門向唐景崧呈遞總統金印，唐景崧當時表示願與台灣共存亡。
不料，在唐景崧就任台灣民主國的第四天，日軍就在澳底（貢寮鄉鹽寮）登陸了。稍後，基隆也告失守。唐景崧聽到前線傳來的報告，知道大勢已去，無法再維持台灣的殘局，就丟下「台灣民主國總統」的金印，逃回廈門，緊接著丘逢甲和林維源也倉皇的逃離台灣。總計台灣民主國從唐景崧的就任總統到政府高級官員的全部逃離，僅僅是十三天。一個政權生命如此短暫，實在令人嘆息！
當台灣民主國失敗之後，前仆後繼的武裝抗日行動，仍然連年不斷，根據統計，自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日本領台後到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約二十年間，較具規模的武裝抗日事件達二十起之多。然而，這些武裝抗日運動，大都以恢復舊制的農民暴動為目標。於是在被日本統治者以「匪徒」行徑起訴時，逐漸為一般人民所拋棄了。
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日本政府自有一套特別的設計。除了台灣總督府享有絕對的統治權力之外，還推動國民基礎教育，期望逐漸改變台灣人民的思想和態度。這便是日本殖民政府軟硬兼施的策略。
日本領台的第二年，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日本國會通過第六三號的法律，授權台灣總督，准其「不經敕准，公布命令律令，以代替法律。」這就是所謂「六三法」。據此，台灣總督在台灣握有行政、司法、軍事、立法……的絕對權力。「六三法」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大法，其後在名稱上雖有幾次的改變，但殖民統治的本質並沒有什麼改變。
日本治台初期，因各地此起彼落的武裝抗日行動還在持續著，日本總督雖採取武力鎮壓抗日遊擊隊的行動，但尚佈署其統治機構，建立開發基礎，並且設法「安撫」居民，對台人原有的風俗宗教習慣，採放任態度。這一時期的台灣總督中，以兒玉源太郎任內（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六年）起用後藤新平任民政長官，對殖民發展最具成果。
在後藤新平的推動下，總督兒玉源太郎任內，已完成土地、林野、戶口的調查，以及度量衡、貨幣的統一。此外，對於郵政、電信、航運、港灣、鐵路、道路等地正加緊進行擴充。在產業方面，特將製糖提昇為近代化的工業生產，並且振興水力發電事業。甚至台灣的財政，到了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以後，也開始可以自立更生。總之，在後藤新平任期階段，奠定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基礎。
不過，日治時期公學校是以教育兒童，學習國民的性格，以及教授日本國語，留意德育、體育，並授與生活必須之普通知識與技能為宗旨。但據統計，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在台日本人學童就學初年級普通教育已達97,72%，而台灣人民的學童就學率僅為14.45%而已。必要等到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日本全面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後，才有機會與日本學童獲得相等的待遇。
即使是國民學校教育，日本政府就隱藏著如此大的不平等待遇，擴展到中等學校教育更是嚴重，所以連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也要打抱不平的說道：「台灣之教育，由日本政府作某種程度的普及，使其近代化，尤其是教育機關系統之整備，雖是事實，但其特徵，卻歸於由在台日本人獨佔高等教育，從而獨佔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地位。」
二）二元都市的建立
日本殖民統治在台灣表現的差別待遇，也反映在台北市的發展上，使台北市成為台灣人和日本人互相分離約二元都市。雖然這一現象的形成，也有歷史與地理的背景存在，但最重要的還是日本人差別待遇所造成的。
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日本人佔領台北後，台北城內成為統治中心，清代舊有的官衙以及官有地，為其佔有，便利日本人在城內的發展。大批的官吏、軍人，以及一些商人，遂以城內為中心，向城外四周地區擴散，逐漸形成一個日本人毗鄰而居的大區域。一九二〇年（昭和五年）後，日本人更向街町以外的地區擴張。日本人與台灣人在空間上形成隔離的現象。這種台日住民的分離，在日本人差別待遇下，使得兩個不同種族群的街町發展，產生了實質的差異。
就市政建設而言，台北的都市計劃是以日本人的區域為優先設計的，早期重心擺在城內，一切的排水設施、衛生改善，都以此為著眼點。現代的設施，如新式醫院的設立、電燈的裝置、文教機構之設立等等，大都以增進日本人的利益為先，而設在日本人區。台灣人的區域則不予修整，天雨泥濘、天晴灰塵，多有不便。對於十萬餘人的大稻埕竟無公園，供電設施不善，是很明顯的差別待遇。
就台北商業金融而言，其中心有二，一是台北火車站前的街町是日本人區，一是大稻埕永樂町附近，為台灣人區。比較之下，前者有勸業銀行、三井物產公司等大規模公司和眾多批發商。後者則多為傳統性的商業活動，少有現代化的大企業組織。
但就工業的分佈區觀察，主要在台灣人街區內，大稻埕的周緣地帶，以鐵工業為主，大稻埕市街內以食品工業為多，艋舺南邊一帶以化學工業為主。
在上述的經濟活動下，台灣人地區，尤其是大稻埕，成為一個住宅、商工業混合區，日本人除城內北邊一些街町有住宅商業混合情形外，大部份皆以住宅區為主。
台北街市的發展，是日本人統治一個縮影。一方面擴大日本人的生活空間，另一方面在日本人住區用心建設，此外，則以法令限制台灣人平等的競爭。大稻埕的發展也與城內有了上下之分。台北外表看來壯觀繁榮，實際情形則不然。
三）社會運動的展開
原來台灣人民與日本政府是處於敵對狀態，到了二十世紀初年，才有少數的知識分子留學日本，這一現象，到歐戰末期（一九一八年間）才有改變，留日的學生逐年增加，形成一種新興的勢力。
台灣自主的社會運動團體，最早成立的是同化會，這是中台灣人上流社會，在思想上領導台灣知識分子的一項行動。在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底，台中縣清水的漢學家蔡惠如，及霧峰林家的林獻堂，聯絡了當時在日本東京留學的台籍知識青年，開始組織團體，經過幾次調整之後，終於成立「新民會」。糾集會員一百多人，舉林獻堂為會長，從事民族自決的政治運動。其中以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聲勢最為浩大。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是台灣民族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開路先鋒。繼之而起的「台灣文化協會」則是以台北市為中心的台灣諸多運動的大本營。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十月，在台北大稻埕靜修女學校舉行創立總會。林獻堂任總理，詩人林幼春為協理。成立時有會員一千餘人，大多數為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還有一部分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群眾。文化協會的出現，代表台灣人民族意識覺醒和文化重建的開始。
文化協會的活動與議會請願運動引起日政當局的不安，眼看臺灣民氣日張，因此日本當局也發動一些親日派的台籍士紳，出來抵制文化協會與議會請願。如辜顯榮等出面組織的「公益會」（一九二三年）與「有力者大會」（一九二四年）。林獻堂等人則召開「無力者大會」以示對抗之意。
由於世界性社會主義思潮的不斷衝擊，文化協會的活動中，出現了一批激進的左傾青年，而導致內部路線的爭執。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左派掌控了文化協會的主導權，採取激進的農工階級運動。林獻堂、蔣渭水和蔡培火等文化協會原領導人物，退出文化協會，另組新的政治團體，經過一些波折後，最後組成「台灣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於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七月成立，提出「確定民主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主張。這是台灣歷史上首度出現的具有現代性質的政黨。在領導人蔣渭水的主導下，臺灣民眾黨初期的運動路線是兼顧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的精神。民眾黨成立後，陸續在全台各地設立十五個支部，黨員遍布全台。
文化協會分裂的前後，台灣社會的左傾勢力崛起，各種農工運動勃興，除了「新文協」之外，其他的左傾團體，也紛紛出現。如「台灣農民組合」（一九二五年），「臺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台灣工友總聯盟」（一九二八年）等。
當臺灣社會運動造成諸多派系與團體的擾攘紛亂時，最後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高壓下消失了。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以後，日本對於農工社會運動開始採取高壓手段。是年二月出動警察特務，全台大搜捕農民組合幹部及工會、台共人員，約千人被捕。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六月，又發動對台共的大搜捕，台共組織嚴重受挫，活動被迫轉入地下。「民眾黨」也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正在舉行第四次全體黨員代表大會並通過「以農工階段為中心的民族運動」的新綱領時，遭日政當局明令解散，數人被捕。而「台灣工友總聯盟」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在式微中落幕。
隨著日本的積極侵華（一九二一年的九一八事變），中日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變），日本治台政策進入所謂「皇民化時期」。日本派來的台灣總督，自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三年）起又恢復為軍人總督。台灣總督為配合日本侵華行動，展開「皇民化運動」，臺灣的本土文化遭受歧視，臺灣人民的宗教信仰也備受抑制。在一切都邁向「日本化」的戰時體制下，台灣人民沒有反抗的權利，只有默默地承受日政當局的安排，暫時壓抑著民族情懷的伸展，以等待著變局的來臨。
十、市民自治時代的來臨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美國兩顆原子彈先後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上空爆炸。六天後（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接受聯合國波茨坦宣言，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為日本在台灣的五十年殖民統治劃下了休止符。
是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國奉派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擔任台灣地區的受降代表，在台北接受日本最後一任總督的投降，台灣正式光復。
一）政治波盪下的台北政情
台灣光復，來台接收的中國大陸官員，面對著在大戰中慘遭轟炸過後的台灣，生產停頓，物價飛漲，住屋及其他設施嚴重缺乏的一些困苦現象，則頗感沈重負擔。於是，在接收之初，形成行政部門掌有碩大無比權力的現象。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是一個有別於中國大陸各省的制度，專為臺灣統治而設計的特別機構，權力集行政、立法、司法及軍事大權於一身。
由於政府接管台灣後，公營事業的無限擴大，遠超過日治時期的獨佔事業，在加上米糧短缺，經濟凋敝，並造成嚴重的失業問題，於是臺灣人民與軍政人員產生了無比的落差，這種心理反應在一年四個月後的突發事件，而爆發「二二八事變」。
一九四七年（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的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的查緝員，在延平北路查緝私煙，與女煙販爭執，引起旁觀民眾的攻擊。次日，市民情緒激動，群眾擁至長官公署前請願，其後事件由台北逐漸擴大至全台。當三月五日事態已驅平靜，卻因三月八日以後國軍廿一師的開抵臺灣，展開大規模彈壓，台人死傷慘重。從此臺灣人民與大陸來台人民之間，形成緊張情勢，這種創痛經許久之後才告平伏。
一九四七年四月，行政院會議決議撤銷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為臺灣省政府，另派魏道明為臺灣省政府主席。當時省政府委員有半數是台籍人士。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中國大陸國共戰爭的局勢逆轉，此時約有一百多萬的平民及五十萬左右的軍人隨蔣中正從中國大陸來到台灣。次年三月，蔣中正在台北復行視事，國民政府在政治及其他各方尚欠缺堅強領導中心。但經韓戰（一九五〇年）爆發，美國恢復對台灣經濟援助，以及執政黨的力圖革新後，政治情勢才大為改觀。
在一九五〇年代（民國四十年代），台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尚是困難重重。不過，大約經過二十年後的一九七〇年代（民國六十年代），臺灣的政局上，已走向穩定與發展的境地。如人口增加一倍，而國民所得卻增加五倍，自耕農人數由38%增加到77%（一九七二年）。不僅生產毛額超過七千億美元，同時工業化進展神速，都市化也逐漸在形成中。
當臺灣政治與經濟在逐漸平穩發展中時，到了一九七〇年代，不幸遭遇了幾次嚴重的政治挫折。諸如「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一年）、「美國與中共建交」（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建交」（一九七二年（以及「蔣中正的去世」（一九七五年）等事件的震撼。可是臺灣卻能在危機中更加發達，這也許是受到民主政治的逐漸開放以及經濟突飛猛進的影響。到了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一年），臺灣的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已突破一萬美元，國民生產毛額在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為二千一百十億美元，是世界第二十大經濟體。而且，臺灣也已是世界上第十至十二名的出口國（一九九〇年代初年）。
為了對付海峽彼岸的中共，國民政府在統治初期，是照「動員戡亂時期」的特別法，限制了一部分民主法治社會的正常運作。不容許有集會結社的自由，因此民主運動只能在體制內的選舉活動時發揮，每當選舉活動來臨，在野的反對人物，以選舉做為民主運動的舞台，把選舉地做為提昇社會大眾政治意識的場所。
一九五七年（民國四十六年），第三屆省議員及縣市長選舉，省議會出現「五龍一鳳」是反對運動的先聲。一九六〇年（民國四十九年），以《自由中國》雜誌為首的雷震和傅正等人曾擬組成「中國民主黨」，雖告失敗，卻有啟蒙之作用。到了一九七0年代工業化帶來中產階級的興起，於是先後有新的政治變革運動的推展。在黨外陣營中擴大的行動中，而有「民主進步黨」（一九八六年）的成立。隨後，一些潛藏已久的社會運動也乘勢展開。當時主政的蔣經國於一九八七年（民國七十六年）七月發布解除戒嚴，被譽為「促使臺灣政治本土化的關鍵者」。
自從李登輝繼任總統以後，要面對過去權威政治的保守勢力，又要面對社會民間的改革要求，處境是很困難的。後來陸續完成民主制度的確立，如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行政院通過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一九八九年，完成首次立法委員全面選舉，一九九一年，通過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從來尚未全民選舉的省（市）長與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也陸續展開。
當蔣經國去世，李登輝擔任總統以後，台灣雖然度過威權統治的時代，卻因內部族群的激化而形成統獨的論戰。一方面有代表本土勢力的抬頭，主張台灣獨立的論調，在一九八年（民國七十七年），民進黨的「四一七」決議案中，曾提出「四個如果」有條件主張台獨。另一方面「有維持原有政策」勢力的抗爭，一群國民黨的精英份子，自任為國民黨的改革者，於一九九三年（民國八十二年）組成「新黨」。這一形勢力量的對決，表現在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底臺灣省（市）長選舉時，達到統獨論戰的最高峰。其後，又有親民黨與台聯黨的成立。
二）邁向市民自主的時代
台北市的建城雖始於清末，但市民自主權利的完全取得卻是近年來的事情。在清代，只有君權與官權，而無民權，官員均由帝王與上級官員派任，百姓無選舉權。到了日據初期，台灣所奉行的是總督府絕對權威政治，台灣人民並無自治權利。但隨著日本國內民主意念的發展。約在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後，對殖民地採取較開明的政策，首任文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乃推行有限度的殖民地式自治體制，民意機關開始出現。其後，在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總督府重新修正州制，使州知事和市尹等可在法令的範圍內處理轄區的公共事務。另外，也設有州會、市會為議決機關，議決歲入、支出預算及其它法令規定內的事務，可算是反映民意自治機關。然而，議員為官派、民選各半，且規定須納戶稅五元以上者方有選舉權、被選舉權，剝奪不少人的權利，因此，只是跛腳的地方自治。
光復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中國。地方自治在初期的戒嚴時期受到部份限制，市民自主權的行使，立法機構的發展較為理想，行政部門則較遲緩，可是到了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省市長民選後，市民已完全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利。光復之後，台北市的發展約可分為二個時期：
省轄市時期：轄區約可分為城中、延平、建成、大同、中山、松山、大安、古亭、龍山、雙園十大區。早在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台灣實行省制，台北市為省轄市，於十一月成立市政府，置市長，由長官公署派任。中央政府遷台（一九五〇年）後，制定台灣省地方自治法規，以台北市為省轄市，依「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的規定，台北市一方面是自治單位，一方面又是執行上級命令的單位。不過，因設立市政府與市議會，而且市長與市議員均由市民普選，基本上，已具地方自治的形式了。
直轄市時期：初期轄區是台北市原有的十區，加上台北縣的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木柵及景美六鄉鎮。後來各區發展條件差距愈形擴大，為使各區資源分配合理，落實市政發展，提昇市民福祉，乃於一九九〇年（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將原十六區調整為十二區一一東區：松山、信義、南港、內湖；西區：萬華、大同、中正；南區：文山、大安;北區:中山、土林、北投。在一九六六年（民國五十五年）時，台北市人口達
117萬餘人，行政院於是決定將台北市改制為直轄市。翌年（一九六七年）七月，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地位與台灣省同，市長由行政院派任，市政須秉承中央指示，配合國策的實施，自主性較省轄市時期低。改制後市議會的組織和職權，均與省轄市時期同，而市政府採首長制，市長乃派任而非民選。直到一九九四年(民國八十三年)，在民主潮流激盪下，終於實施省長、直轄市長民選制。台北市選出第一屆直轄市長，至此市民自主權終於達成。歷任官派直轄市長計有高玉樹、張豐緒、林洋港、李登輝、邵恩新、楊金叢、許水德、吳伯雄、黃大洲，而首任民選直轄市市長是陳水扁。其後，一九九八年則由馬英九當選為市長。
三）繁榮市區的變遷
光復後，台北市區道路的命名，是以中正路(今忠孝東路)為經，中山南北路為緯，將市區劃分為四區，以大陸省市縣命名，大幹道路跨越中正路者，以其為南北路之分路點，至今仍沿用，原來台北市區的發展是延續日治時期的基礎而擴展出來的，早期以西門町與中山北路以西的西區為繁榮地帶。
西門町之名，源於西門。日治時期，當日本移民居住於城內逐漸飽和後，較晚來台的日本人便在西門地區覓地建築房屋。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日本人在西門町蓋了台灣第一座劇場「浪花座」，此後，專演日本劇的「榮座」以及電影院陸續興建了六、七間，於是西門町成為道道地地的「電影街」了。光復後社會混亂，西門町曾暗藏春色，後來有不少「大王牌」（如西瓜大王）和「金字輩」(如金剪刀阿郎)的人物紛紛至此投資，再加上台灣電影娛樂事業的發達，在此成立了10餘家戲院，從此「電影街」之名，便又聲名遠播了。
台北市西區的發展，在清末有大稻埕商埠和外僑留居地的規劃，也即是貴德街和迪化街的興起，後來街市從迪化街擴展到延平北路(日治時期稱太平通)。光復以後，延平北路成為台北西區最繁榮的一條街。早期延平北路繁榮的地段是從北門算起，到台北橋下為止。在延平北路前後，有以鐘錶、服裝百貨，以及銀樓為主的商店。從天水路起，較有名的商店有「學友書局」、「榮安銀樓」、「狗標服裝行」、「大千百貨公司」、「義美食品」本店、「功學社樂器行」以及「黑美人」、「五月花」、「東雲閣」等有名的大酒家。過了民生西路，一路上走過的店面，有不少家是珠光寶氣、金光閃閃的銀樓，此地銀樓的地位，竟與中山北路、博愛路共稱為「台北二大銀樓街」。而與延平北路的發展有關的尚有重慶北路的「圓環夜市」。
圓環位於南京西路、重慶北路、天水路、寧夏路的交叉中心。今日圓環的所在地，原是一塊空地，後來成為傍晚五點才能開市的「夜市」所在地。光復後，圓環的攤販擴大營業範圍，圓環夜市所指的地點，不只是指圓環本身，而是重慶北路一段到長安西路口兩邊的「重慶露店」，以及寧夏路的攤位都算在內。攤販經營的種類有祖傳的祕藥、鬻歌賣唱，以及鄉土的小吃（如蚵仔煎、鼎邊趖、人參雞、當歸鴨、肉丸等等）。
跟隨著西門町和延平北路的商業繁榮後，「中山北路一、二段」成為台北市首要的商業區。日治初期，中山北路兩側塘埔縱橫，良田阡陌，後來，日人於圓山建「台灣神社」，為便利日本皇族及特使參拜，乃開闢「敕使街道」，此即為中山北路的前身。光復後，中山北路前段，是台北市最現代化的一條「觀光大道」，也有「外交大道」之稱，來訪的國賓於松山機場下機後，由南京東路轉入中山北路，住進圓山大飯店。沿線觀光飯店、藝品店、金融機構、貿易公司陸續興建，逐漸超越西門町成為台北市最繁榮的街市。
當台北市西區的發展到了盡頭時，台北市東區的崛起卻悄悄到來了。一九六八年（民國五十七年）台北市改制直轄市後，為配合市政的大幅建設，興闢忠孝東路二、三、四段，連續穿越四個行政區（中正區、大安區、信義區與南港區），帶動了東區的發展。忠孝東路四段，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為新興的商業購物區。由於重商主義與建築法規的配合，忠孝東路四段沿街面進深30公尺的帶狀商業用地在此形成。一睹獨特的街牆，雖尺度上還不及紐約的華爾街，但沿街面緊密相連成一般高度的建築群，遂塑造了一種特殊的都市意象景觀。
四）台北市政的建設指標
台北市原屬台灣省，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十六年）以後改為直轄市，改制後台北市不但行政區域擴大，人口也急遽增多。近三十年來，在台北市的轄區內，除各級政府機構衍用日治時期的公共建築物外，新建的政府機關建築有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議會、台北世貿中心較具時代感。在藝文社教建築有故宮博物院、國父紀念館、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市立美術館、台北市立社教館、台北市立圖書館、國立中央圖書館、台北市立天文台、郵政博物館、資訊科學展示中心等，而在園林建築上有大湖公園、青年公園、陽明山國家公園、新生公園以及大安公園等。另外，在各種公共建築內，也有屬於公共藝術的作品。
台北市政府為使日漸人工化的都市，保有綠樹遮陽，青草如茵的景觀，在道路的綠化工作上頗見績效，到一九九一年（民國八十年），共栽植十萬九千多棵行道樹，計有近六十種不同的品種，提供了各異其樹的綠化風貌。如敦化南路隨風搖曳的台灣櫟樹，愛國西路高聳蔽天的老茄冬，仁愛路細高挺拔的大椰樹，中山北路綠意盎然的楓樹。其中敦化南北路、仁愛路、愛國西路、更是聞名國際的三條園林大道。公園的闢建，最能表現美化的成績，在改制前，公園的數目不多，到了一九九一年，台北市共開闢360座公園，面積819公頃，綠地330座，面積107公頃，每人享有公園綠地的面積是3.4平方公尺。
改制後，台北市的道路建設，分二期四年工務建設和二個階段的六年經建的推動。除了園林大道外，有道路的新建、拓寬或改善工程。並有新建的大橋樑與隧道。為了減少市內的擁擠，也闢建多條市區內高架快速道路、省市間快速道路、環河快速道路、東西向快速道路以及第二高速公路。每日平均的配水量，今日的數量比起光復初期增加了33倍之多。水源取得也不斷擴增。其中以台北地區公共給水長期水源的開發計劃最有成就。從一九七〇年（民國五十九年）開始規劃翡翠水庫，一九七九年（民國六十八年）一月開工，一九八七年（民國七十六年）竣工，該水庫可有效供應大台北地區到二〇三〇年（民國一一九年）而不虞匱乏，是值得自豪的建設。
台北盆地，三面環山，地勢低窪，一般地盤標高在2至6公尺左右，且坡度平緩，先天排水不良。改制前淡水河、新店溪和基隆河沿河已建有堤防。改制後，陸續興建，加高或改建。隨著人口和工商業的急速成長，台北市家庭污水和事業廢水所構成的污水量，數量龐大。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由行政院推動了大台北地區的衛生下水道的計劃，並由市府成立專責機構。依據「台北區衛生下水道初期實施方案」，係以十六個行政區為規劃範圍。目前已完成約有迪化街、民生兩座污水處理廠，三座水肥投入站。雨水下水道的系統，原來規劃的涵蓋範圍較小，於一九七一年（民國六十年）完成新的規劃，全市雨水下水道的幹支線，於一九九二年（民國八十一年）完成485公里，完成率約為百分之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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