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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元光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2005年11月，第三屆閩南文化研討會在漳州舉行，會議的承辦者漳州市政協在會上鄭重提出關於加大陳元光研究的力度，弘揚“開漳聖王文化精神”，打造“開漳聖王文化品牌”的建議，這是很有前瞻性的一項提議，它既是為漳州地區的經濟發展服務，也是閩南文化研究中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在新世紀之初，陳元光研究或曰“開漳聖王”文化研究如何進一步開展，確實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然而，許多人對這一問題的研究狀況及其現實意義和迫切性認識不足，為此，本文將在對陳元光研究作歷史回顧的基礎上，對今後如何深入進行陳元光研究的問題談點個人意見，以供參考。
一
陳元光研究，從表面上看為區域性的研究課題，因為它主要是局限在閩南文化範圍之內，然而它又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的課題，因為它不僅受到大陸數省講閩南話的數以千萬計民眾的關注，而且影響到臺灣、港澳地區，甚至影響到以東南亞為主體的海外數千萬華僑、華人。因而其影響之廣、之遠，絕非一般研究課題所能相比的。至於它的研究內容，涉及民族史、移民史、政治學史、社會學史、宗教學、民俗學、語言學、古代文學、歷史學、文化學等等眾多學科和研究領域。
閩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這些年來已逐漸為國內的學術界和文化界所認識，更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這自然是十分可喜的現象，也是閩南文化研究的重大機遇。然而，閩南文化要重視哪些方面的研究，其深入的突破點在哪里，似乎誰都能說出幾條來，然而卻又總有泛泛之感。我以為，加強陳元光的研究便是十分重要的一項課題。
眾所周知，作為中原文化的一個分支，閩南文化有其特殊形成過程。歷史記載，自晉代以降，中原地區曾有三次向閩地移民的過程，其中最早的一次發生在西晉的永嘉之亂後，中原地區衣冠八姓入閩，他們聚居之處主要在閩北至晉江一帶。第二次即唐初總章二年（ 669），唐高宗派陳政入閩平定泉潮間的“蠻獠”之亂，這次移民，先有陳政所率申、光、蔡三州府兵3600人，後有58姓援兵，其移民人數超過兩萬人。儀鳳二年（ 677），陳政去世，其子陳元光襲職，代領其眾，他一邊採用軍事手段，在泉潮間的廣大地域撫平暴亂；一邊上奏朝廷，於泉潮間增設漳州，先是“剪荊棘、開村落、收散亡，營農積粟，興販陶冶，以通商賈”，實行各種發展經濟的措施。繼而“興庠序”，發展教育，傳播文化知識，實施倫理教化，從而使風俗大變。陳元光從13歲隨父入閩，21歲襲職，55歲死于戰場，治理閩南地區長達四十餘年，影響十分深遠。陳元光去世之後，其子陳珦、孫子陳鄷、曾孫陳謨又相繼被唐朝廷任命為漳州刺史，這樣，從陳政總章二年（ 669）入閩，至陳謨去世（ 819），陳氏家族在閩南治理長達一百五十年。陳元光死後，歷代朝廷對之進行嘉獎封贈，民間也敬之若神，這便是今日“開漳聖王”崇拜的由來。第三次移民發生在唐朝末年，由於當時社會動亂，王潮、王審知隨同壽州人王緒，帶領五千人馬與光州固始一帶民眾數萬人，渡江經臨汀入閩，直下漳泉，留居閩南五年後，揮戈北上，佔據福州，建立五代十國中之閩國，治閩長達五十餘年。當然，中原地區向閩移民，當不只此三次，宋代南北宋滅亡時，均有大批民眾自北南來，但那已是幾百年之後的事了。從上述中原移民入閩史研究中可以看到，這三次中原移民南遷，對泉潮之間的閩南地區影響最大的是唐初陳政、陳元光父子帶領的這次移民。這次移民有幾大特點：一是惟一一次由官方組織進行對閩地大規模移民；二是移民目標明確，直接到達泉潮地區平定“蠻獠之亂”，而且明確到達目的地後就地安家，“開屯建堡”，作長期紮根的準備；三是延續時間長，從陳政、陳元光入閩平亂建州後，陳氏家族治理漳泉潮時間長達 150多年，由於連續數代人在這一地區執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同時著力於發展經濟，興辦學校，注重人倫教化，移風易俗，從而使這一地區成為唐代安定繁榮的區域。同時，閩南作為中原民眾南下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唐末王潮、王審知的再一次沿唐初中原移民經行的道路直抵閩南，絕非無目的的流竄，它是以初唐中原移民為先導的，也是以中原移民一百多年間對漳潮地區的勤勞經營為基礎的。王氏家族先抵閩南，五年後方北上泉建，而後建立閩國，其得力于閩南先期開發，是不容置疑的。當然，王氏北上之後，治閩長達五十餘年，其影響主要是在閩東與閩北，閩南成為其轄區之一部。
我們特別要指出的是，陳氏家族在閩南粵東地區的治理經營，得力于中原各姓廣大民眾的支持，陳政、陳元光父子先期帶來的府兵與後期到達的援兵兩次相加，中原入閩姓氏遠遠大於58姓，因而泉潮漳龍地區廣大民眾共同信仰與崇奉陳元光為“開漳聖王”，以之為共同的祖先，這其實成為一種文化的記憶，是中原移民對祖先開拓這一地區功績的追思與緬懷，這與今日臺灣民眾追念顏思齊及收復臺灣的鄭成功性質相同，以為“開漳聖王”陳元光的崇拜是一種迷信的看法，實在是對這一問題的誤解。
陳元光研究之重要，還在於從閩南文化的角度而言，離開這一研究的深入進行，就將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眾多研究已表明，閩南民系的形成，閩南方言之流布均為唐代，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也就是說，無論從形成的時間，或是形成的地域，均與唐初中原移民入閩這一事件緊密相關，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重要的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內涵，還涉及到中原文化對閩南文化的影響，閩台祖根等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課題，我們沒有理由不加大研究的力度，拓展研究的範疇，盡可能多地挖掘各種珍貴的史料，以加深這一領域的研究。
二
作為唐代的人物，陳元光的事蹟在新舊《唐書》中卻沒有記載，因此後人感慨于“唐史無人修列傳”，而只有唐人文中有零星的記載。
唐以後流傳至今的記載主要見於地方史志（如《福建通史》、《漳州府志》、《漳浦縣誌》、《雲霄廳志》以及《廣東通志》、《潮州府志》、《揭陽縣誌》等），族譜（如《潁川陳氏開漳族譜》及隨同陳氏開漳的相關將士後裔編的各姓族譜），《讀史方輿紀要》中有關漳州、漳浦、雲霄等條目，《全唐詩》及續編所載的幾篇陳元光詩作，以及《龍湖集》（從族譜抄錄而出），此外，還有一部建國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閩賢事略初稿》，其中載有陳元光的簡單事蹟。這些都談不上是研究。
但是，閩南人對於陳元光這一歷史人物的重要性及其歷史地位卻是清楚的，所謂“流澤海天長”（明林偕春《唐將軍廟二首用韻》），是很好的概括。也正因為如此，閩南民系的民眾無論走到哪里，都不忘為之建廟，為之祭祀，以表達其緬懷之情，由此發展而來的“開漳聖王”文化，是閩南民間信仰的一個重要方面。
20世紀以來，隨著我國現代學術研究的開展，尤其是20～30年代廈門大學在閩南的創建，一批學者從全國各地雲集廈門，於是開始了閩南文化的收集、整理、與初步的研究。其中當然也開始涉及陳元光開漳史跡的問題，如1926年林語堂《平閩十八峒所載古跡》一文（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週刊》第二期，民國十五年），對清代中期出現的這一部通俗章回小說作了初步的研究。此後，葉國慶先生于1935年發表了《平閩十八洞研究》（《廈門大學學報》第三卷第 1期，1935年11月）長篇論文，認為這部小說借用了通俗小說《楊家將演義》中的人物，實際附會了唐初陳政、陳元光父子率領五十八姓中原士民入閩，平蠻獠，建漳州之史事。而成立于1931年的廣州中山大學民俗研究會漳州分會，出版《民俗週刊》，刊行《漳州民間故事集》，也開始涉及漳州地方史中的一些問題。抗戰爆發後，各地方文化研究基本陷於終止狀態。
建國後，閩南各地也廣泛開展一些民間文化活動，但地方史研究基本未開展。文革中，在極左思潮氾濫時，在所謂“破四舊”的過程中，不少名勝古跡遭到破壞，正常文化活動也無法開展，更談不上研究了。
文革結束後，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方針指導下，經過撥亂反正，社會生活恢復了常態，正常的學術研究環境漸漸形成，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陳元光研究被提出。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是陳元光問題研究的發軔期。這一時期中原地區和福建幾乎同時關注了這一課題。著名的語言學家廈門大學的黃典誠教授于1981年北上中原，考察閩南方言之根，並在鄭州大學作了一次演講，在《河南日報》上刊載了《尋根母語到中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唐史無人修列傳，漳江有廟祀將軍”的同時，指出閩人之根在中原，提出了正是唐初陳政、陳元光父子率領中原民眾入閩，形成了閩南方言的問題。與此同時，一批在河南工作的閩地學者也在整理豫南史中注意到了閩豫之間特殊的文化傳承關係，並積極開展研究。1983年，《福建論壇》（第四期）刊載了筆者與在福建地方史志工作的林瑞峰二人合作的論文——《論陳元光的歷史地位和影響》，這是國內首篇專門對陳元光這一歷史人物與唐初中原移民入閩這一歷史事件作全面評價的文章，文章從幾個方面充分肯定了陳元光及其所帶領的中原移民開漳的歷史功績：
一、安定了東南局勢，設置地方政權與恢復了社會經濟。他們從中原地區帶來了比較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方式，充分發揮了漳州優良的自然條件，使這一地區的社會經濟很快地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二、重視文化教育的建設，興辦學校，傳授文化知識，以建立“治教之邦”。
三、陳氏五代治漳，長達 150年卻沒有發展成地方割據勢力，始終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這一地區的安定。聯繫到中唐之後的藩鎮割據，這種精神尤其可貴。
同時，文章還指出了這次中原移民在歷史上產生的重要影響：初唐的中原移民為唐末王潮、王審之的入閩奠定了基礎；影響最大的是整個講閩南方言的閩南（廈、漳、泉及龍岩一部分）、潮汕、臺灣這一大片地區，臺灣今日居民的大部分，三百年前的祖籍在福建，一千多年前的祖籍在河南。文章認為，“唐初由陳政、陳元光父子率部入閩，並對漳潮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開發，是一次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它不僅直接影響了這一地區，也間接地影響到後代對臺灣省的開發。應當指出，由於陳元光本人的組織才能和實際上的領導地位，他在這一開發過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應給予一定的歷史地位。”該文的發表，在社會上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接著，歐潭生在《中州今古》1983年第 5期發表了《台閩豫祖根淵源初探》一文，在論述閩豫之間歷史上發生的四次人口大交流時，指出唐初陳元光及所率領的五十八姓中原將校入閩，“是歷史上中原與福建人口的第三次大交流，也是對閩南和臺灣影響最大的一次。”“開漳聖王陳元光只活了五十四歲，但他和五十八姓軍校對福建的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該文發表後，《中國史研究動態》和香港《文匯報》先後予以轉載，這一問題進一步引起海內外讀者的關注。1984年，朱維幹在《福建史稿》中，也高度評價了陳元光的治漳業績，指出陳元光“以總管兼刺史，責任匪輕，而在治軍施政兩方面，均能卓著政績，亦由於沈、許、李諸僚佐的輔助，因而得到了漳屬人民的信仰和愛戴，至於相率在漳落籍，實為本省志乘中極罕見的事蹟。”
臺灣的學者也十分關注這一問題，70年代末期，全球出現的“尋根”熱同樣影響於臺灣，並激起他們的對“根”的追溯。1978年10月，臺灣《青年戰士報》連續刊載了《唐山過臺灣的故事》，從臺灣各姓氏、宗族、文化、風俗等方面詳細考察了臺灣與大陸之間親密的淵源關係，此後，許多書、刊、報紙乃至影視，都陸續關注這一主題，出版一批相關的著作，發表了許多涉及這一內容的文章，其中不少也提到了中原歷次移民的問題。當然，在臺灣，對於開漳聖王陳元光及隨行將士的崇拜，是隨著閩南、潮汕移民入台開發時就開始的。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陳元光研究打開了禁區，而80年代初期國內興起的修地方誌的熱潮，也為這項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因為重修地方誌，就需要用正確的觀點來重新進行歷史人物的評價，各省的地方誌編委會都出版自己的刊物，或公開、或內部，在對歷史的陳案進行認真的研究。1986年漳州地方誌編委會在編寫《人物志》專題討論會上，編委會主任張全金以陳元光為例，談到要如何實事求是地對待歷史人物，正確處理人物與他所處的歷史條件的關係問題。
從80年代中期到1990年底陳元光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是陳元光研究的全面展開期。這一時期，許多研究者都致力於相關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從各個不同領域和不同角度開展陳元光的研究工作。閩南地區的文史工作者還特別加強了田野考察，初步進行了有關開漳史事所涉及的史跡的調查和研究，尤其是在陳政、陳元光開漳中心區域的漳州、漳浦、雲霄幾個縣市，這方面工作做得特別突出。在資料整理方面，這一階段對陳氏及開漳各姓的族譜也進行了收集和整理，陳元光的詩文集《龍湖集》重新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1990年11月，何池編著的《陳元光〈龍湖集〉校注與研究》，由鷺江出版社出版。在這一時期，閩豫兩地的學術期刊如《中州學刊》、《福建論壇》、《中州今古》、《福建史志》等都分別刊載了一批陳元光研究的學術論文。
特別要指出的是在陳元光研究的問題上，這一時期思想特別活躍，爭鳴之風格外興盛。1989年第 5期《福建論壇》刊登了謝重光的《〈龍湖集〉的真偽與陳元光的家世與生平》一文，由此引起了長達一年多時間的學術論爭，由於其中所涉及的陳元光研究的問題比較多，因此爭鳴涉及的範圍比較廣，不僅閩、豫兩地的學術刊物都發表了一批爭鳴文章，福建一些報紙也參加了這場論爭，因而影響面比較大。
1990年12月在漳州召開的“陳元光國際學術討論會”，是這一時期研究達到高潮的標誌。本次會議與會人員近兩百人，除大陸各省學者外，還有日本、東南亞及港、臺地區學者，收到學術論文90篇。會議自始至終討論十分熱烈，所涉及的問題面也比較廣,會後,編輯出版了《陳元光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集中反映了這一時期陳元光研究中所關注的問題和所達到的學術水準。
從1991年至2000年，可以視為陳元光研究的第三階段。這是研究的深入開展期。這十年間，從表面上看，不像前十年那樣轟轟烈烈，但總體研究是在更深和更廣的層次上進行的。它體現了如下幾個特點：一是研究進入了新階段。漳州國際學術討論會後，漳州市、雲霄縣等地相繼成立了陳元光研究會，顯示了這項工作逐步進入有組織的研究階段。不僅福建是如此，陳元光及其部屬中原祖居地的河南固始縣，也同時於1995年 8月成立了“陳元光開漳歷史研究會”，從而形成了閩、豫兩地的互動。此後固始縣成立了文史（信合）研究院時，還聘請了閩地學者兼任其研究院的院士、名譽院士，這樣，由中原和閩南相互配合開展的文化研究，顯然是很有意義的。二是研究領域的開拓，在第二階段的學術爭鳴中，雖然有許多問題已形成共識，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因此這一階段中，研究者們繼續就有關問題深入探討。這十年間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在漳州始建地雲霄縣舉行的“開漳歷史學術研討會”，儘管這只是一個縣主辦的會議，但參加的人員達二百人，固始縣開漳歷史研究會也派代表專程前來。會後，編輯出版了《開漳聖王陳元光與雲霄》學術論文集（內部版），其中關於開漳史事的考辯，開漳歷史的源流和影響，陳元光詩篇的時代表現形式等，均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三是加大田野考察力度，採取有效的保護措施。對開漳歷史中涉及的眾多的名勝古跡，各地都認真進行了考察，相應採取了保護措施，同時許多著名遺跡修葺一新，成為旅遊勝跡和重要景觀，如重要的墓地、寺廟等，或維修或重建，使之煥然一新。如漳州的浦南陳元光墓地，漳浦的威惠廟，雲霄的威惠廟和將軍山陳政陵園等。
從2001年開始，新世紀的前五年為陳元光研究的第四階段。隨著閩南文化研究的日益受關注，從2001年起，相繼在廈門、泉州、漳州召開了三屆閩南文化研討會，正如與會者所反映的，這三屆研討會，一次比一次開得好，研究的問題也一次比一次深入。雖然，各次會議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唐初中原移民入閩與閩南文化的形成問題，在各次學術研討會中均是研究者關注的問題。而第三屆的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更是直接提出加大陳元光研究的力度的問題，漳州市政協特地組織編寫了一套十卷本的《漳州文化叢書》，而以《開漳聖王文化》作為本套叢書的重中之重，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關注，有的代表甚至以“受到強烈震動”來表達他們的心情。在這階段，筆者也一直關注這一課題的進展，相繼在1999年“東方文化中原尋根研討會”及2001年“中原文化與現代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就中原文化與閩台文化關係問題作了專題發言，並發表了《初唐中原移民與閩台文化之形成》（《許昌師專學報》2002.1）的專文。
今年正是陳元光建漳1320周年，漳州之所以成為歷史文化名城，正是以初唐中原移民入閩屯墾閩南為起點的。當然，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當時陳元光及其部屬活動範疇，絕不僅是今日漳州市範圍，它北至福州（時稱泉州），南至潮州，西至江西，東至沿海，這是十分廣闊的地域。因此，這些年的陳元光研究，整個閩南民系的人士均踴躍參與，反映了這些地域民眾的共同願望。
三
回顧了陳元光研究史，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研究歷程，我們看到了不蜚的成績，但同時也應正視現存的一些問題。我以為有幾點是我們應當注意的：
一是陳元光研究，或曰開漳聖王文化研究，和封建迷信活動絕對不可等同。我們研究的目的，在於深入揭示其中所蘊含的積極的、深刻的文化積澱。中原移民初唐入閩，開發東南沿海的漳潮地區，這是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事件，至於一千年後，更影響了臺灣的開發與華人華僑的走向世界，其意義之重大，之深遠，是無需多說的。搞清史實的真相，挖掘優秀傳統的精華，弘揚積極的精神，是後來者的責任。
二是開漳聖王文化研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現實意義。在臺灣問題沒有解決之前，我們通過開漳聖王文化研究，使之成為溝通兩岸民眾心靈的重要橋樑，其意義不可小看。臺灣的四大信仰（媽祖、開漳聖王、關公、保生大帝）中，真正維繫著兩岸血緣關係、祖根關係的是開漳聖王信仰，閩南民系的兩岸同胞共同承認自己是唐初跟隨陳元光南下入閩的眾多中原種姓的後人，臺灣眾多閩南人認祖歸宗，大多追溯到開漳聖王時期入閩的祖先，因此我們應當將這個問題提得更突出，做得更好。山西洪洞縣有三棵大槐樹，是明清時期山西人南遷中原必經之路，早在九十年代，大槐樹下就設有南遷各姓氏的祖宗香火，供各姓人士前往憑弔、祭拜。開漳所在地,也應當有這樣的設施,供全國各地及台、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歸宗省祖時共同憑弔和祭祀，使之成為進行熱愛家鄉、熱愛祖國教育的重要基地。
三是閩南文化研究，開漳聖王研究都是長期的研究課題，不應當將其看成是一時的政治需要，而是有著深遠的意義，它是兩岸關係的標誌和里程碑，過去我們只有各地建立的廟宇來表達對祖先的思念，而今我們應當以現代的方式來表達這種紀念。因此，應當儘快成立研究會，形成更有組織的研究方式，確定研究的思路，制定相關的研究課題。要加大宣傳的力度，使之成為重要的地方史資料，將閩南文化研究的知識，在閩南地區各學校中加以宣傳，同時也要在民間進行相關的宣傳，從積極的方面進行引導，努力使之形成良好的環境和氛圍。
四是以文化研究帶動經濟的發展。文化往往是一種可貴的資源，中央電視臺這些年所進行的魅力城鄉展示，實際上是一種積極的形象宣傳，它由此產生的影響，必然帶來相當可觀的經濟價值。如何以歷史文化名城的內涵，吸引更多各地的旅遊者，已經是一項迫切的任務。有關人士指出，到2020年，旅遊業將成為全球最重要的一項產業，因此，充分發掘“開漳聖王”這一文化資源，為經濟發展服務，這是造福子孫萬代的好事，不可掉以輕心。
上述認識，未必完全正確，願與同好諸公共同討論。
作者系漳州師院閩台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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