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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民眾運動中的黎明高中與平民中學
內容提要
探討黎明高中與平民中學的創辦、運作以及消亡，對巴金等現代作家的研究，對中國現代安那其運動的研究，以及對現代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都有特殊的意義。黎明高中的發起人具有相對一致的革命傾向，其安那其色彩更是有深遠的歷史淵源。在黎明高中影響下平民中學後來也成為安那其運動的運動堡壘。黎明高中、平民中學還與上海的勞動大學、立達學園以至上海大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從二十年代中期起泉州成為中國無政府主義分子活動的重要城市，而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的相繼創辦把泉州安那其運動推向了高潮。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在辦學形式等方面也很有特色。1934年
1月十九路軍發動閩變失敗，國民黨中央軍入閩，南京政權加強對福建地方政治軍事控制，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被取締關閉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
一、研究之意義
黎明高中與平民中學一般被認為是三十年代泉州安那其的運動堡壘，巴金、麗尼、陸蠡、王魯彥、梁披雲、伍禪等文化、教育界人士也和這兩校有著密切的關係。探討它們的創辦、運作以及消亡，不僅對巴金等現代作家的研究，而且對中國現代安那其運動研究，對現代文化史、教育史的研究，都有特殊的意義。因此，從1980年代以來，有關這方面的探討曾受到過許多研究者的重視，並且也取得了相當的成果。廈門大學的柯文溥先生的《巴金創作與30年代泉州》、《巴金來閩南前後》、《追尋巴金在泉州的足跡》以及黎明大學已故蔣剛先生的《紅土的眷戀——試論巴金與泉州的友誼極其影響》、《巴金在泉州》[01]等文，對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的歷史都有過相當的探討。另外，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當年的領導、教師以及學生也有不少回憶文章談及這方面問題。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日本一橋大學的阪井洋史教授從1980年代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在廣泛收集資料、數度親歷泉州考察的基礎上，三易其稿而成的《巴金與福建泉州》[02]一文近五萬言，對巴金與泉州之關係進行了頗為全面的探討，其中對黎明高中及平民中學的歷史也有比較細緻的考證，可以說是這方面工作的集大成者。阪井先生的努力受到了學界的重視，而他文中關於兩校歷史的考證結果，後來也廣為巴金傳記研究者所採用。
但拜讀上述文章無不感到，當年黎明高中、平民中學相關事件親歷者如秦望山、範天均、梁披雲、蘇秋濤、盛子詒等，以及當年黎明高中、平民中學學生談到那段歷史時，或因年事已高，或現實語境的影響，有些回憶語焉不詳，有些甚至各執一詞，相互矛盾。而柯文溥、蔣剛[03]、阪井洋史等的研究基本上又是建立在上述回憶的基礎上。除了阪井洋史在追尋來華日本、朝鮮革命志士的狀況時引用了當年日本司法省刑事局的資料外，他們的文章在涉及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歷史時，所用資料都沒超出上述親歷者1960年代之後的回憶。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些資料均非原初史料，不準確或相互矛盾在所難免，在此基礎上所得結論的信度也就不能不受影響。因此，我認為沿著既有線索，挖掘出新的史料，並以實證的態度進行新的梳理和辨析，已成為深化這方面研究的重要工作。
在研究巴金與福建的關係過程中，我查閱了一些民國時期的報刊資料，終於在廈門的《江聲報》上比較集中地發現了有關泉州三十年代民眾運動狀況的一系列報導[04]，並且有許多涉及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這些發現，對於更加準確地把握這兩所學校的歷史，探討其在三十年代泉州民眾運動中的作用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因此，本文主要圍繞兩校從創辦到被迫關閉的過程進行一定的考證，以供有關研究者參考。
關於《江聲報》，據相關資料介紹[05]，該報創辦於民國七年（1918年），發起人為同盟會會員許卓然等人，由許卓然任董事長、周彬川任社長，主筆陳三郎、經理楊廷秀，均系社會名流。因廈門有鷺江之水，故名《江聲報》。1924年，許卓然赴穗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請孫中山為《江聲報》題詞，由此《江聲報》聲名大噪[06]。《江聲報》於1927年（一說1928年）改組，由許卓然獨資經營。該報宣稱的宗旨是：“站在三民主義立場，為老百姓說公道話”[07]，因此在總體上體現了全面真實，客觀公正的辦報風格，在閩南一帶的讀者中有很大的影響，最高發行量曾達萬份。雖然許卓然於1930年
5月遭歹徒槍擊身亡，但在三十年代前期，《江聲報》客觀公正，迅速詳實、敢於揭露時弊的風格仍然得以延續，其中如對“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福建事變，以及對廈、漳、泉地區民生狀況等的報導都體現了一貫的風格。
因此本文以該報當年報導為主，並輔以當事者的回憶及相關文獻資料，盡可能地對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的歷史進行新的還原，相信將更為接近當年歷史的本真狀態。
二、兩校之創辦
有關1929年黎明高中創辦，目前有兩種說法。一是蔡元培先和馬敘倫1927年春到泉州時，“建議在泉州創辦一所高級中學，為社會培養人才”[08]。另一說法是：1928年，泉州的一些安那其主義者“為泉永地區學生升學和培養安那其種子計”，“提議創辦一個完全中學，把它作為教育與文化的活動中心”[09]。現在看來，兩者的說法並不矛盾，因為蔡、馬的提議在前，後來的具體創辦者們可能受其啟發，但後者創辦的目的並不一定得與前者完全一致。實際上，就是1929年黎明高中的幾位實際創辦者們本身，其動機也未必相同。但是，分別考察這些創辦者的思想傾向，對全面瞭解黎明高中最初的創辦動因或許不無裨益。
據秦望山在同一文章中回憶，最初參與“共同討論”的七人包括：許卓然、梁龍光、楊逢年（代表張貞）、葉青眼、李愛黃、陳清機及秦望山本人。這些人的生平歷程都相當豐富或複雜，這裏據有關資料，先瞭解一下他們在1929年黎明高中創辦之前的經歷。
許卓然（1885～1930），福建泉州人。1907年往新加坡，在南洋接受革命思潮影響，後回廈門加入中國同盟會，決心獻身革命。1910年回泉州，積極參與組織泉州起義，先被推為泉州同盟會組織的臨時主持人，後正式擔任組織股長。1911年辛亥革命後，回廈門與陳清機等創辦《應聲報》。袁世凱竊國後，二次革命興起，許參加反袁運動。不久《應聲報》被封，許被通緝。1917年孫中山南下廣州護法，許在閩回應，1918年參與組織“閩南靖國軍”，張貞任司令，許任第二路司令，後因靖國軍與護法軍在永春互相殘殺，憤而往菲律賓。1922年，陳炯明叛變，孫中山避往上海，許赴滬謁見，後潛回泉州招集舊部組織自治軍。1923年，自治軍改編為討賊軍，許任泉州警備司令，轄陳國輝、王振南、秦望山等三路統領。1924年 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許被指定為福建省代表出席。會後與江董琴回廈門籌備組織國民黨福建臨時省黨部。1925年 6月 8日，國民黨福建臨時省黨部在廈門成立，許與秦望山等同被推為執行委員。北伐軍入閩後，國民黨中央改派丁超五接收臨時省黨部並遷往福州正式籌辦福建省黨部，許卸黨部職務。1927年後，許出任福建省軍事廳參謀、漳泉禁煙專員等職，1930年 5月在廈門被人暗殺。
張貞（1884～1963），福建詔安人。1911年入同盟會，參加福建北伐學生隊。1912年進軍南京，1913年被入保定軍校第三期炮科。1915—1916年，參加福建下游護國軍同安、灌口兩役和“廈門首義”準備活動，進行反袁護國鬥爭。1917年投奔首先回應護法的滇軍第四師方聲濤部，征閩後先後任靖國軍軍長、福建自治軍司令、靖浙聯軍副司令。1923年任東路討賊軍第八軍前敵司令，請纓入粵討伐陳炯明。1926年北伐，任獨立第四師師長，在詔安舉辦福建陸軍幹部學校。自率部驅逐北洋軍閥出漳，挺進福州，任福州衛戍司令，福建政治分會委員、代理主任。1927年4月5日下午 4時30分，張接蔣介石“清黨”密令，但出於私誼先縱陳祖康、陳伯達等逃出榕城，後才召集手下傳達保密令，被時人嗤為“馬後炮”。月底，張率部駐防南京。1928年初，蔣介石在湯山召見後奉調駐漳州“防共剿匪”，鎮壓平和暴動及轉移到長樂的農軍。1930年任四十九師師長兼福建剿匪司令，派兵清剿閩西南革命根據地。1932年 4月被毛澤東率領的東征紅軍擊潰，殘部於1933年被十九路軍並編。張本人後幾經浮沉，1946年10月授陸軍上將銜，退為預備役定居漳州，1949年去臺灣，1963年病逝。
葉青眼（1876～1966），泉州城北人。十八歲中秀才，廿一歲補廩生。1906年赴當塾師，1907年改往鼓浪嶼，任英華書院教員，加入同盟會。1909年與許卓然等創辦西隅學堂，後成為當地黨人進行革命活動的秘密機關。武昌起義一個月後，泉州告光復，親帶學生軍和敢死隊，進入南安、安溪、永春，宣傳革命，安撫軍民，安、南、永隨也隨之光復。民國成立後仍返鼓浪嶼複教師本職。袁世凱謀稱帝時，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党，因廖仲凱的推薦，孫中山先生親委葉青眼為中華革命党福建支部長，又為討袁而奔走。後因失利，乃轉往菲律濱，任教職於中西學校。1923年，閩局漸定，許卓然衛戍泉城，葉青眼出長泉州市政局，期間主持折修馬路，擴建南大街，組織反迷信，帶手下毀佛。未一年，因政局又變而再往菲律濱，在馬尼拉創辦華僑公學，自任校長。不久辭卸校務，回國任教於廈門中華中學，開始與南普陀寺主持會泉和尚交往，遂漸習佛法，繼而篤信佛教，1924年回泉主持開元慈兒院，繼而兼主泉州婦人養老院，溫陵男養老院。1949年後，先後任福建省文史館館員，泉州市政協委員、常委。1966年病逝。
陳清機（1881～1940）又名火螢、經綸，福建晉江人。青年時期東渡日本經商，當過店員、經理。1905年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回閩南秘密活動。因在家鄉安海領導當地群眾抗議官府濫收捐稅，焚毀衙門而遭通緝。1912年冬被迫重渡東洋。1915年回福建參加討袁鬥爭時再遭緝捕，後再度赴日。1917年回國任晉江路政局長，籌建泉（州）安（海）汽車公司。1922年06月泉安公路通車後，曾先後任晉江縣縣長、安海區區長。1928年之後，發起創辦養正中學，在南安等地創辦蓄植試驗場。1933年“閩變”時，積極發動海外華僑支持。“閩變”失敗後，再往日本。抗日戰爭爆發後，為避日本政府逮捕，逃往菲律賓經商，1940年病逝於菲律賓。
秦望山（1896～1970），福建泉州人。1917年參加中華革命黨。1918年參加靖國軍，任軍需官。1922年與許卓然、張貞、方聲濤等組織福建自治促進會，成立自治軍，任第五路司令。次年，自治軍奉孫中山命令編入東路討賊軍討伐陳炯明，任第三路統領，在南安創辦“幹部訓練所”（學員中包括李良榮、梁龍光等）。1924年當選國民會議代表赴北京，入上海大學學習，後回廈門，先後被推選為國民黨福建省和廈門市臨時黨部執行委員。1926年
4月，因廈門市臨時黨部內部選舉出席省代表大會代表發生激烈磨擦，離開廈門前往詔安，任國民黨詔安幹部學校政治主任。1926年10月受臨時省黨部委派，任晉江縣臨時黨部籌備主任，舉辦“宣傳養成所”。1927年“清黨”時，因阻擋軍隊介入清黨而被通電控告，被迫離閩。1928年12月複受派為晉江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委員。1929年初開始倡議和發起創辦泉州黎明高中。此後曾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菲律賓“血幹團”總顧問、青年工作隊指導員，國民政府中央監察院監察委員，福建華僑投資建設公司董事長。1949年往香港，協助中聯部的對外聯絡工作，旋赴沙澇越辦《先鋒報》，後被驅逐回香港。1957年回大陸，任福建省政協常委。1970年病故。
梁龍光（1907～2009）福建永春人。1920年入省立十二中學，半年後轉集美中學，後因參加學潮被迫離校。1923年入秦望山在南安創辦的幹部訓練處學習，訓練處停辦後入武昌師範大學英文科，1924年轉入上海大學中文系學習。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奉上海學聯命南下閩粵宣傳反帝思想，期間曾短期寄讀廣東大學（中山大學），1926年從上海大學畢業後東渡日本留學，1928年回廈門主編《國民日報》，1929年參與創辦黎明高中並出任校長。1930年再度赴日留學，為早稻田大學政經部大學院研究生，後因“九一八”事起而中輟回國。1933年十九路軍入閩，先後任惠安、永泰縣長，閩變期間改任興泉省顧問。1934年閩變失敗，赴南洋從事華文化教育工作。1943年回閩任海疆專科學校校長，1949年任省教育廳長。50年代于印尼雅加達任《火炬報》總編輯。60年代後定居香港、澳門。
李愛黃的具體經歷則仍不詳，但從有關零星材料中可知其為福建安溪人，乃清朝康熙年間理學名臣李光地第十世孫，早年加入同盟會，1939年曾任福建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上述七位發起人中，六位有同盟會背景，與黎明高中關係更為密切的兩位秦望山和梁龍光則都有上海大學背景，他們具有相對一致的革命傾向是不言而喻的。另外，當年黎明高中的總務主任趙祖培在一專門回憶黎明高中創辦過程的文章中談到：“學校的開辦，是通過秦望山、許卓然、陳清機、張貞、梁龍光諸人，在幾次會議後，很短時間決定的。當時多數不贊成開辦高中，尤其是經費要泉安汽車公司主要責任，所以陳清機反對最力，結果爭不過，不得不服從”[10]。可見，在學校是否創辦的問題上，當年七位發起人也不是完全一致，這其中可能包含了對諸如“培養安那其種子計”等問題的不同看法。
相對于黎明高中，平民中學初創時和安那其關係則相對較少。據平民中學首任校長蘇秋濤回憶，平民中學前身泉州平民學校1924年由地方人士和旅菲華僑創辦。1929年暑假他以增辦中學、遷移校舍（學校原址在百源川銅佛寺）為條件接任校長後赴星馬募捐。1930年春回來後即增辦中學，並把校舍遷至文廟，劉青山任教務主任，袁繼熱任訓育主任。秋季開學，袁繼熱又介紹袁國欽到校任語文教師，葉非英兼任（葉在黎明高中任教）農村社會學教師。後來，因蘇秋濤與原小學創辦人經常意見相左，糾紛不斷，中小學分開，各自獨立發展[11]。
三、安那其淵源
當然，黎明高中的安那其色彩，更主要緣於主要創辦者秦望山和梁龍光的安那其傾向。根據秦望山后來回憶，他本人“很早就讀了一些安那其主義的書籍，如《克魯泡特金自傳》，《麵包略取》、《互助論》等”，“早年參加中華革命黨”，但“並不是道地的安那其主義者”。在1920年前後數年間，因“搞民軍”和一些安那其主義者有過共事合作。他們工作肯幹，很少有當官之類的個人打算，給了他“很好的印象”，因此“和他們結成了深厚的友誼”，“並且重用和信任他們”。1921年秋，他和許卓然先後自菲回國參與組織福建自治促進會。為擴大宣傳，準備恢復此前被袁世凱封閉的廈門《民鐘日報》，他們共同決定聘請廣東著名的安那其主義者梁冰弦為總編輯。秦望山說：“這是我與許不謀而合信任安那其主義者的開始”[12]。後來，自治運動失敗，為訓練出一批新的于部，建立起一支新隊伍，因此決定創辦一個幹部訓練所，具體由秦望山負責。秦於是央托梁冰弦物色信仰安那其主義的軍事人才，並根據根據安那其主義精神，由梁冰弦編定10條大綱，再按大綱編成講義，對學生進行精神訓練。1923年，訓練所在南安官橋開辦，不久因許、秦軍隊作戰失失利，訓練所也因地盤改隸停辦。秦望山說：“但所培養的一批學生（如李良榮、梁龍光等），仍和我們保持密切的關係。李良榮轉入黃埔軍校後，在廣東的安那其主義者繼續與他聯繫。後來從國民黨晉江縣黨部所辦的宣傳養成所畢業、並成為安那其基層骨幹的一些人，就是由李良榮、梁龍光兩人一手培養出來的”[13]。1925年，秦望山從上海大學返閩從事革命活動，因在中山中學校長人選及國民黨福建全省代表會議召開的問題上的分歧和激烈爭執，“思想上與共產黨有了距離”而“更傾向于安那其主義，並倒向他們那邊”。此後，在任國民黨晉江縣黨部籌備主任以及舉辦“宣傳養成所”時，就更是儘量引用信仰安那其主義的人[14]。
1926年冬，原幹部訓練所的學生，黃埔第 4期畢業的余景祥等
7為閩籍學生受命先期回閩活動，秦幫助他們潛入晉（江）南（安）惠（安）一帶開展工作。約過一個月，北伐軍進入泉州，秦望山被派為國民黨晉江縣黨部籌備主任（以下簡稱縣黨部），他們仿照從前創辦幹部訓練所的辦法，在縣黨部名義之下，設立晉江縣宣傳養成所。所長由秦望山自兼，政洽科由上海大學回來的梁龍光負責，軍事科由黃埔一期的李良榮負責，其他區、分隊長，則由上述的余景祥等7人充任。開學時有初中畢業的學員130餘人。1927年
4月，“清黨”事件發生，秦望山被認為有意袒護共產黨受新編軍軍長譚曙卿下令通緝，宣傳養成所由許卓然策劃籌謀，搬廈門虎頭山。1927年10月，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一軍入閩，拘捕了譚曙卿，消滅新編軍，秦望山複被福建省政府委為泉永民團編練特派員，宣傳養成所才遷回泉州，並舉行第一屆畢業典禮，畢業生80餘人。秦望山認為，“其中如袁國欽、袁繼熱、謝仰丹等10餘人，被陸續選入黎明高中深造，也成了意志較堅強的安那其主義者”，而李良榮則徑往上海勞動大學農學院深造[15]。
梁龍光後來成為黎明高中的發起人和首任校長。而秦望山所提到的袁國欽、袁繼熱、謝仰丹（即謝真）在三十年代前期分別主持過晉江縣黨部、工會、農會，袁國欽和袁繼熱還曾擔任過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的教師，都是當時民眾運動的主要骨幹。
當然，黎明高中的安那其傾向與的另一主要創辦者許卓然的態度也不無關係。據秦望山的回憶，1929年，他通電反對討伐馮玉祥被停止我黨籍兩年，案送中央執委會轉到中監會。在審查中，時任中監委常委林森曾突問許卓然：“望山除通電指蔣介石‘聯甲倒乙，聯己倒丙，師軍閥之故智，非本黨所宜為，請中央予以糾正’等失言外，在地方究竟還搞些什麼？”許卓然知林森言外之意，回答說：“望山幹的都是國民革命所應幹的事，容納安那其和宣傳安那其主義，是將來遙遠的事，做得對不對，群眾自能識別”。從這對答中可看出許卓然對安那其的態度。林與許同為閩籍資深國民黨人，秦的這一回憶應該是是可信的。許在廈門、泉州一帶進行革命活動的歷史很長，有相當的影響。正是在他的同情和默許下，秦望山也才能“暢通無阻地廣事接納並重用安那其的人來開展工作[16]。
平民中學後來逐漸成為安那其運動的運動堡壘主要由於兩各方面的原因。一是葉非英到平民中學任教後，由於他“不計較什麼待遇與報酬”且“生活簡單，做事認真，每天經常工作十五六個小時，深得同事和學生的好感。葉入校不久，就有左右校政之潛力，黎明高中校潮時，一部分安那其主義者如陳範予等人退出，就由葉非英引入平民中學”[17]。蘇秋濤也認為，葉非英到平民中學後，除介紹學生閱讀安那其書籍，組織讀書會、研究會，以及印發安那其小冊子外，他“引進來的教員如吳朗西、伍禪、楊春天、陸聖泉、陳範予（後任校長）等，也都是安那其主義者”[18]。正因為如此，秦望山說“這時，平民中學的安那其色彩，甚至比黎明中學還濃厚，兩校可說是兄弟校”[19]。蘇秋濤也認為“黎明與平民，往來甚形密切，對外行動一致，在教學、研究、社會活動各方面，彼此合作，從中培養出不少染有安那其思想的人，分佈各地，如海澄的海滄小學、晉江石獅的愛群小學，泉州附近的法江小學、清濛小學”[20]。
在黎明與平民合作、配合的過程中，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重要原因是，十九路軍入閩前夕，蘇秋濤以教育界代表身份參加在香港九龍舉行的“福建海內外民眾團體代表大會”時，由袁國欽介紹與秦望山相識，因彼此都是反對陳國輝的，“所以一見如故，引為同志”[21]。而十九路軍入閩，陳國輝倒臺後，平民中學改組校董會，秦望山也被舉為董事長[22]。
另外，眾多資料顯示，黎明高中、平民中學與上海的勞動大學、立達學園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23]。但當年廈門《江聲報》的一則報導顯示，黎明高中與原來上海大學的師長也保持著一種特殊的關係。報導稱：“黎明學生王定五，三十一日晚在新橋頂投江自殺。……查王年十九歲，陝西人。家貧，父在鄉被人殺害；母亡，僅有幼弟在原籍。客春，王偕同鄉 5人，由於右任保送，來泉入黎明高中肄業。中途，一度赴京……”[24]于右任曾是1922年創辦的上海大學校長。這是一所由國民黨與共產黨合辦大學，也是一個培養革命者的搖籃，後來擔任黎明高中校長的梁龍光是上海大學中文系學生，繼梁之後的校長吳克剛則是該校英文系學生，黎明高中的教師陳侃等曾於上海大學就讀過，而秦望山於1924年也以“旁聽生”身份在上海大學學習一年多。而秦、梁、吳他們在上海大學學習期間，另一重要安那其人物沈仲九也正在中文系兼課教授散文。另外，趙祖培等四人共同署名的回憶文章中還談到，黎明高中的校董包括“許卓然、秦望山、張貞、于右任、陳銘樞、鄒魯、陳清機”[25]等人，因目前還未能找到這方面的其他文獻資料互證，所以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福建閩南一帶的安那其火種是在1920年前後就播下的，但二三十年代泉州安那其運動的興起則完全與許卓然的支持和秦望山的苦心經營分不開。就當年有關人士的回憶資料看，許卓然的活動範圍雖然並不局限於泉州，或者說進入二十年代後他的主要活動地點已在泉州之外，但他在泉州當地的影響力卻是獨一無二的，人們通常以“許大哥”稱之。秦望山也是閩南聞人，是“繼許卓然而起的許派領袖”[26]，他與許正好相反，活動範圍雖然也並不局限於泉州，但在整個二十年代卻基本上是以泉州為活動中心。在泉州，他們二人經常被人以“許秦”並稱，用秦望山的話說，到二十年代初辦幹部訓練所時，他們二人的“關係已是不分軒轅”了[27]。
通過幹部訓練所和宣傳養成所的創辦，加上北伐軍入泉後秦望山被委為國民黨晉江縣黨部籌備主任，二十年代後半期在泉州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以秦望山為中心，以梁龍光、袁國欽、鄭健魂、袁繼熱、謝仰丹、謝寶儒等一大批人為骨幹的安那其陣營，泉州儼然成為中國安那其的重要據點。因此上海、四川、湖南、廣東等地的安那其主義者（也包括其他一些流亡革命者）如範天均、陳君冷、張履謙、張賴愚，以及流亡在中國的朝鮮安那其主義者李又觀、李箕煥，日本著名安那其主義者大杉榮的重要弟子岩佐八郎等都先後而來泉，在秦望山的支持下分別在工會、農會或民團編練處工作。1929年黎明高中創辦以及後來平民中學的成立更是吸引了包括王魯彥、吳克剛、衛惠林、張易（曉天）、楊人楩、薑種因、伍禪、吳朗西、陸蠡（聖泉）、陳範予、葉非英、郭安仁（麗尼）、以及流亡中國的朝鮮志士柳子明、柳絮、許烈秋、張水民等相繼來泉，以至於形成了三十年代前期泉州安那其運動的高潮。
四、與民眾運動
從1926年冬北伐軍進入泉州，秦望山被派為國民黨晉江縣黨部籌備主任，到1934年
1月十九路軍發動閩變失敗，國民黨的晉江縣黨部，以及總工會、農會、婦女協會、學生聯合會等社會團體的具體負責人雖幾經變動，但基本上控制在安那其手中。其中，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無疑又是三十年代前期泉州民眾運動高潮中的重要堡壘。1932年
7月，晉江縣黨部為取締迷信，借助當地住軍、十九路軍六十一師的力量禁關帝出巡（一種大規模的迷信活動），從而引發了一些當地士紳和信眾的強烈不滿，從而導致了
7月16日反對派利策動罷市，並聚集群眾搗毀黨部的事件。在危急關頭，晉江縣黨部的人員在黨部被毀，人身安全毫無保障的情況下，“均避黎明學校和六十一師一二二旅旅部”[28]，黎明高中的堡壘作用可見一斑。到十九路軍入閩及福建事變期間，則以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等為首成立學生聯合會開展活動，甚至一度試圖推動全省學生聯合會的成立。
最初，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可能參與的大概包括一般的宣傳活動，但隨著眾多安那其革命者的加盟和辦學規模的擴大、學生數的增加，其安那其色彩越來越鮮明，在社會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據1931年
6月17日《江聲日報》報導，前一年晉江教育界就“數度反對教育局長，歷任教育局長亦均不安而去”。而1931年
6月14日，因該縣新任教育局長吳殷恕放言“對反對之學校，將施毆擊”，“對反抗分子，可任拘捕教職員學生”等，泉州各校教職員及學生代表百余人逕往教育局質問，高呼“打倒吳殷恕”、“晉江教育萬歲”等口號，並“開各校代表會議。議決：再向教育部起訴，必撤吳教育局長而後止”[29]。在晉江，當時的中學都僅是一般的初中學校，除黎明高中外，唯有培元中學設有高中部。但培元中學是教會學校，一般不大參與或領導此類活動，所以在三十年代一系列有學校師生參加的泉州民眾運動中，大多是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領銜。這些從下述一系列報導中也都可以得到印證：
1931年
8月14日，晉江反日援僑會成立並召開第一次會議，到會者包括“碼頭工會代表李苑豪，晉江縣執行委員會代表江衍濱，晉江縣漁會代表謝寶賢，平民中學代表葉非英……”。會議推舉平民中學為總務部副部長[30]。
1931年10月
2日，泉州救國會召開第二次宣傳委員會議，出席者“泉中代表朱貫五、平中代表葉非英、省中代表吳文良、黎明代表洪一萍”[31]。
1931年11月
4日，泉州反日會學生查到經文綢布店藏匿“仇貨”引發爭執，學生將商民張帶回學生反日會所，“隨召集學生代表大會，出席者共有數校代表，先由檢查員報告經過，繼張起立說明，學生先後責問，勢甚嚴重。雙方辯論不休，學生遂群起向張包圍，且以武力對付”。第二天，泉城商人開始罷市，後經晉江縣黨部、駐軍等調解，商人複市，但“學生方面態度仍極強硬”[32]。
1932年3月16日，晉江全體學生反日救國會召開第三次反日大會，“到會者：晉中、平中、晦鳴、黎明等廿九校。……主席黎明學生代表潘曜人，紀錄王生耀、洪寶萍。主席宣佈開會詞……。旋縣党部代表陳炳、工會代表袁國欽、平中代表黃雅士、學生反日會代表程永才先後演說”。會後“分二十九隊出發，示威遊行，秩序極佳”[33]。
1932年
7月16日，晉江縣黨部因查禁、取締迷信引發了反對派策動罷市，並聚集群眾搗毀黨部的事件，晉江縣黨部的人員“避黎明學校和六十一師一二二旅旅部”[34]。
1933年 1月 9日，泉州反日會稽查隊查獲仇貨被海關泉州分關職員強行運走，隊員被毆。10日，反日會交涉無果。“各校學生聯合會聞訊，甚為義憤。急召到各校學生，共約二百餘人、開緊急會議，眾以海關殊無擅自扣留反日會所破獲仇貸之理，當議決全體立刻同赴海關理論。一行人等，遂連隊直趨海關”。學生將海關關長李鼎傑挾住，連同關局內調查員陳桐、陳恩超等三人，一路高喊“打倒賣國賊及包庇奸商”等口號，擁至反日會。“後由學生提出三條件，令李當場答復：一、限即日將原封包糖一百五十七包、楠木一百四十塊及電船上機器等件，送還各界反日會。二、登廈門各報及本市報紙向晉江各界反日會道歉。三、擔保以後不發生同樣事件。理論良久，後李自認誤會，學生所提條件，全予接收，並由李親手將三條件草擬，後注‘以上條件，由晉江學生聯合會提出，經本人誠意，完全接受，合立條件為據’。蓋印完畢，學生始將調查員陳桐、陳思超兩人放回，偕同稽查隊員前往海關搬貨，李鼎傑則仍留會內”，直至海關即將扣留仇貨送還反日會[35]。
1933年
4月20日，晉江民眾自衛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出席者，縣党部袁國欽（朱世淵代），縣政府高垣，六一師特別党部陶若存，晉工婦女會張人任，六一師司令部趙錦文，學生聯合會程永才，農會袁繼熱，總工會黃也魯，商會蔣麗雲”[36]。
1933年 5月13日泉州發生反契稅罷市風潮。
5月30日，黎高、平中、鄉師、西師、晦中、泉中、培英女中、等二十餘校學生代表約三百人組成請願團，包圍縣政府，要求縣長高桓接受“減輕契稅”條件。最後，請願以高親書“關於契稅一事，准展期。在契稅未減輕以前不徵稅。將石獅契稅調回，並將此事登報聲明。關於以前所收契稅款，應當公佈。在押人民釋放”等語，並“高加蓋私章，又另蓋縣印”而結束[37]。
1933年6月6日，晉江學生聯合會反對政府對日妥協，在中山公園舉行全體會員大會，並遊行示威。“到會者有本市中小學校二十二校，全體學生暨各團體代表約兩千餘人。主席團為黎高，培英，培元，平中，法江農中，泉中，晉江公學，溪亭，西師，晉中等二十五校代表。總主席黎明高中代表許謙”。後“全體高呼口號”，“開始示威遊行。由中山公園出發，沿南街馬路直趨南門，轉至總車站，高呼口號散會[38]。
7日，晉江各界反對對日妥協示威大會在中山公園舉行。“主席團縣党部代表袁國欽，師司令部代表趙錦文，特別党部代表陶若存，縣民眾自衛委員會代表袁繼熱，總工會代表黃也魯，縣政府代表高垣，第二區保衛指揮部代表，各界抗日會代表程永才，商會代表莊子才，婦女會代表張人任，農會代表歐陽某，黎明代表許謙，培元代表黃麗川，學聯會吳慶良”。會後高呼口號示威遊行。“是晚有學生聯合會，在中山公園表演抗日新劇。各街衢有各校化裝宣傳隊宣傳抗日”[39]。
1933年
6月11日起，泉州“各校學生聯合會決議，一律罷課十天，作徹底抗日宣傳”[40]。
6月14日，晉江中學校長陳泗孫，因制止學生停課宣傳，撕破該學生會佈告，經各校代表大會議決，“用大會名義通函警告，並由各校派全權代表二人，往晉江中學交涉，使該校校長用書面向學聯會道歉，並擔保以後不再發生同樣事件”[41]。
6月15至17日為全省高中畢業班會考，泉州考場“應試無一人”[42]。
1933年
9月16日，晉江學生聯合會召集各校代表大會，“到者廿余校代表，各區學聯會亦派代表出席”，議決：“函請泉永各縣學生團體，組織泉永學生團體聯合會，推而閩南及全省學生之聯絡組織”；“組織學術研究會舉辦民眾夜學，及閱書報社”；“派代表赴縣政府，六一師部”，“呈請黨政軍嚴緝石獅土劣奸商蔡培慶，何恭察，王葦航，蔡彬慶等歸案懲辦，以維抗日運動”。後改選執監委員，“推黎明高中，鄉村鄉範，泉州中學三校，為常務委員，平中任總務股，西師任組織股，晦鳴任宣傳股，晉中為研究股，私中為出版股，培元中學為糾察股，並選培英女中，南華女中，華僑女中，法江學校等為監委”[43]。
1933年11月20日，駐守福建的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的勢力，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與蔣介石決裂。23日，泉州各界一百二十餘團體約一萬人，於中山公園舉行慶祝新政府成立及倒蔣救國大會，“主席團為六十一師師長毛維壽，總工會代表謝真，機器工會代表程永才，晉商會代表陳坤瑾，學聯會代表黃雅士……”，發表通電與宣言，“希望全國一致奮起討逆，以竟革命全功”[44]。
1933年12月 8日,
因西門城崗員警因與瓦窯工人湯啟糾紛，員警捕毆群眾，引發西門外農民工人及西街市民約五百人結隊赴軍政機關請願事件。請願群眾“推學界代表何光偉，工會代表謝真，歐陽某，商界農會代表各一人，攜西村學校及瓦窯工會請願書備面呈縣長”，要求“拘辦員警所長餘毅”、“懲辦肇事長警員警”、“釋放被捕工友及市民”、“賠償受傷醫藥費”等。學生聯合會亦於9日下午“召集執監聯席會議，討論援助被毆之晦鳴中學校學生李錦章，及對付警所辦法”，並決議“通告各學生會一致徹底對付”，“如不達到撤辦該所長餘毅，必要時即通告一律罷課”[45]。
1934年
5月28日，泉州平民醫院女醫學生黃彬匕（又名黃彬彬）因縣長吳石仙利用職權，粗暴干涉其婚姻飲“昇汞”自殺身亡。泉州學界張卓英等三十餘人於6月1日於泮宮開座談會，“表示為擁護女權正義將作切實之援助，除促法院提起公訴、發代電請全國婦會等援助外”，成立“晉江青年援助黃彬匕被迫慘死大會”[46]，並於
4日，“分赴黨政、軍各機關請願”[47）。
1934年
6月上旬，培元中學初中畢業班學生因補考物理一科，不繳補考費，被學校當局勒令離校。12日，各校學生援後會為此發表宣言，“堅決的要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取締培元違法徵收的各費，准予培元被迫退學同學參加畢業會考”[48]。
五、規模與特色
從上述的資料充分顯示，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的確是三十年代前期泉州民眾運動重要基地。但作為有著雄厚師資力量和一定經濟實力的民辦中學，她們同時也培養出包括作家司馬文森、單複、黎丁、林健民（旅菲）、艾山（旅美），學者孫長江、黃純美、王明秋、施性明、吳為禮等等一大批優秀的人才。因此，除了應深入研究其在民眾運動的作用外，其辦學規模、特色等無疑也值得關注。
就在校學生數看，兩校的辦學規模其實都不算大。據趙祖培等人的回憶，黎明高中“初開辦時，學生數僅三四十人，至第二三學期，即激增至二百多人”[49]。而當年的第一屆學生謝真也談到過：“開辦時的第一個學期，我們只有一個預備班，同學40多人”[50]。據1933年01月21日刊登在《江聲報》上的黎明高中招生廣告，該校當年招收的班數為“高中一年上新生一個班，高中一年下及二年下插班生，預備班（相當於初中一年級）一班”。據1931年
8月15日刊登在同一報紙的平民中學招生廣告，該校當年招生的情況為“一年級新生五十名，二年級上學期插班生十五名，三年級上學期插班生十名”。依此推算，平民中學每年級大致應有一個常規班，三個年級共三個班。而據泉州校聯會1933年
4月的調查，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當時的實際教室數都是五間[51]。至於兩校的實際學生數，1934年
4月《江聲報》的通訊則有具體的統計：“泉訊：泉城各中學學校，本年春季始業，據調查統計，較去年冬季減少二百二十餘人，其中升學者為數極少。究其原因，脫不了經濟問題。茲將各中等學校去年冬季與今年春季學生人數比較，如下：晉中上學期二百零八人，本學期一百九十人，少十八人。平民中學上學期二百一十四人，本學期—百九十人，少二十四人。黎明高初中上學期計一百零五人，本學期一百零六人，增一人。晦鳴中學上學期八十五人，本學期六十三人，少二十三人。私立泉中上學期……”[52]
在課程的設置方面，黎明高中沒具體的資料可供瞭解，但據趙祖培等的回憶，“黎明高中雖是個普通中學，但功課安排除必修課程外，還分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系，學生可以自由選修。課程和一般學校不同的有社會科學、邏輯學、社會發展史和農村教育學等。在課程表上，正式安排體力勞動課，每週兩節”。“授課形式曾經在一段時間運用道爾頓制方法”[53]。而平民中學在上述招生廣告中開列的入學考試課程是：党義、國文、數學、常識。投考二三年級加考英文。入學後的課程設置從當年的一則報導可略見一斑：“泉州函：平民中學本年春過該校學生分為兩組，一注重工商業，一注重農業、鄉村教育及農業知識。又該校以閩南各鄉小學師資缺乏，本學期暑假開設鄉村教育暑期學校。其科目有教育原理、教育心理、兒童心理、學校行政、普通教學法、各科教法、鄉村教育、民眾教育、課程編制、小學教育、訓育問題、社會問題、農業大意、農村組織等”[54]。在入學考試方面黎明高中也實行比較靈活的辦法，據謝真回憶，他的入學考試是“隨到隨考”，“作文題是：‘冥冥之中有無上帝之存在？’這明顯是反宗教的題目，在當時要寫好並不是很容易。1930年春的作文題目是：‘我的人生觀’。可見在入學之前，學校就很重視學生的思想情況了”[55]。
另外，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不僅課程設置比較新穎靈活，並且都注重開展學生課外活動。據也是黎明高中的首屆學生陳騰芳後來回憶，當年學校的課外活動有“學生辯論會”、“壁報園地”、“體力勞動”、“遠足野餐”、“戲劇演出”等[56]。平民中學受黎明高中影響，課外也“組織了各科研究小組、讀書會、演講會、辯論會”[57]。兩校課外活動中最具特色的，莫過於平民中學假期裏組織的學生參觀步行團。據蘇秋濤回憶：1934年，石獅農村教育科（平民中學分校）畢業，為了吸收新的教育思想，增廣見識，平民中學組織了“中華沿海教育參觀步行團”。“全團三十多人，由教師葉非英率領，每個成員只準備旅費三十元，行裝力求簡便，只有油漆雨衣一件，油布一條，斗笠一個，行李袋一個。三月中旬從泉州出發，經過惠安、仙遊、莆田、福清、長樂、福州、連江、羅源、霞浦等，以至浙江之平陽、溫州、台州、寧波、杭州、紹興等。沿途參觀各地較有特色的學校，如杭州的社會教育學院，上海立達學園，以及農場、工廠、科學館、博物館。複至南京參觀曉莊師範，燕子磯小學，工學團，生活教育社。……參觀後，即乘津浦火車到青島參觀農工業建設，再步行到天津、保定、北京，遊覽故都文物古跡，登萬裏長城……，回來時仍乘津浦火車到上海，由上海搭輪到泉州”[58]。蘇的這一回憶，可以在巴金1939年的《南國的夢》中關於“耶穌”帶學生到北方徒步旅行的記載[59]，以及1934年
6月23日南京中央社關於“泉州平民中學組織之中華沿海步行團，一行十七人，二十三日抵京，二三日後赴滬返閩”[60]消息中得到充分的印證。
關於兩校學生的入學費用，平民中學不詳，黎明高中上述廣告中稱：“高中學費二十元，預備班學費十元，雜費六元（講義、運動、試驗等費在內）制服費約十元，膳費每學期卅元”。以當時泉州一帶的生活水準看，這樣的學費對於廣大學生來說並不算低。但是，黎明高中在收生方式上還實行工讀生辦法，“對貧苦學生給予半工半讀，優待減免學什、膳食等費”[61]，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平民教育的理念。謝真曾是當年黎明高中的“工讀生”，據他介紹：黎明高中“學生多數家境貧寒，學校收費較低，窮學生可以申請減免學費，也有由學校供應伙食、每學期衣服一套的‘工讀生’，我在校學習一年半，就是‘工讀生’之一。工作就是每天為學校刻寫鋼板，油印講義等等，每天工作時間約一二小時”[62]。而據前面所引報導，1934年 5月31日自殺的黎明高中學生王定五也是“工讀生”[63]。
六、查封和停辦
關於這兩所學校最後被關閉的情況，特別是黎明高中被取締的原因，過去曾有不同的說法。比較一致的說法是：“1934年十九路軍政變失敗，偽中央軍入閩，陳儀任福建省偽主席，實行法西斯統治。一些有正義感的青年自然心懷不滿。所以當偽中央軍旅長沈發藻在閩南‘剿匪’時，黎明師生曾演出自編劇碼《出路》，表達‘官逼民變’、‘逼上梁山’的意思。沈以黎明此舉違反‘剿匪’政策，擾亂社會治安，派軍警把黎明封閉起來，井逮捕教師陳君冷、陳侃和學生三人，送省監禁。黎明被封不久，平民也以沒有立案為藉口被取締。兩校停辦，師生星散。梁龍光遠走南洋，葉菲英退居南安紫陽山辦農場，陳範子、吳朗西等往上海（陳主辦立達學園農村教育科，吳等與巴金合作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64]。稍後趙祖培、范天均等人的回憶除細節略有出入外，也都持說法[65]。因此，這一說法也為許多研究者所接受。
但是，另一重要當事人秦望山1962年卻對趙祖培等人的《黎明高中片段回憶》文中關於黎明學生“反對晉江縣長吳石仙迫婚害命一案”“補注”說：“黃彬彬原為李天佑之妻，他們婚姻系父母主意的，聘全六百元，實則黃彬彬另有意中人。結婚後，不到一星期，即脫離家庭，要求離婚。李天佑不肯予以無條件離婚，要求退還六百元聘金，事遂擱置。後來黃彬彬入平民醫院為護士，旅長沈發藻涎其色，托晉江縣長吳石仙撮合，吳一面向李天佑自請代為解決離婚案，一面假借其妻生病，請平民醫院院長王丹庵診病，並囑隨帶護士黃彬彬同往。吳石仙事先叫沈發藻在縣署候之，及王、黃到後，不知如何起衝突，窗戶玻璃及黃自己帶去皮包內之溫度計均打破，黃亦於是夜服毒自殺，聞留有遺囑，被其兄黃石茨與吳石仙妥協將其遺書滅掉。黎明學生抱不平，出面組織黃彬彬慘案後援會，吳、沈大驚，乃由吳赴省先發制人向陳儀報告黎明為共產黨機關，請予封閉。封閉時，學生用大卡車押送原籍”[66]。依秦之說法，1934年黎明高中被查封的直接原因似乎不是師生演出自編劇碼《出路》，而是黎明學生通過學聯組織黃彬彬慘案後援會使縣長難堪所致。
但是，秦秦望山在其後來的《安那其主義者在福建的活動》中，回避了黎明高中被取締的直接原因，即：既不採用流行的演出《出路》說，也不再談“黃案”。因此，後來其他人的回憶以及巴金傳記中，描述這一歷史事件時大家也就都採用演出《出路》說。
關於1934年的黃彬彬事件起因于黃與李天佑的包辦婚姻。黃彬彬又名黃彬匕，乳名玉雪，時年二十歲，畢業於泉州培英女子初中，其父為基督教之傳道師。李天佑又名夢覺，時年二十六歲，畢業於鼓浪嶼武榮中學，曾在南京某校補習外國語，旋返鄉任南安九都保衛團長。兩年前李向黃父求親，願備重金聘娶。黃父諾之，而黃則無意于李。力拒無效，黃之家長與李竟訂婚約。後黃又聞人言，李曾患風流病，及派款娶婦等情，自是猶力圖掙紮。但最終還是被迫登婚車，中途圖遁未遂。新婚三日，黃每日不寢，寢則不解帶，且緊其內衣。及旦，即回娘家，第四日，藉故逃泉，匿其同學處，旋入泉州中山醫院習看護。其間南安縣長為之調解時，李曾出手槍恐嚇，但終以黃堅欲離婚而成懸案。後黃又轉入平民醫院學醫。一日因病臥床，被李及其母挾持往李家。黃沿途號哭，鬧至夜半始由警探將黃帶所釋放。黃乃向晉江地方法院訴請離異，並控李傷害及妨礙自由罪，未果。1934年
5月27日午後，晉江縣長吳石仙，據李天佑之請，召黃到縣調處。黃初拒不往，後吳電話召平民醫院院長王丹庵到府視吳夫人疾，並囑率黃同來，黃始於傍晚六時許隨王至。診後，縣長囑王先回，請黃且入縣長室。黃至則李在焉。吳乃勸李與黃重圓破鏡，繼乃召黃兄參育到府，告以留黃原因。育旋辭出，黃欲隨出，不果。後吳石仙以將辭退其平民醫院看護職位相威脅（吳兼平民醫院董事長），但黃仍不屈服，堅與縣長雄辯，並擲破體溫表一杆，以示堅決。晚八時，縣長只好派人送黃返醫院。黃入院門，拍案怒駡，旋奔晤乃兄，詳述經過。九時許回醫院，於宿舍中寫遺書後飲“昇汞”自殺。
就當年報導看，黃彬彬無疑是位剛烈女子，而縣長吳石仙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案件本身卻與當地駐軍首領沈發藻無關，“旅長沈發藻涎其色，托晉江縣長吳石仙撮合”之說更是難以成立，這從黃之遺書也可得到證明。黃的遺書中有：“兄，望你千萬於我死後，此賤屍切莫與李家收埋。我最後的懇求你，希望你答應我吧。我生前不為李家人，死亦不願為李家鬼。妹玉雪敬上。五月二十七日”[67]。
但在案件發生後所引發的風潮中，黎明高中與平民中學等校的學生的確與沈發藻、吳石仙有過激烈的衝突與較量，並且很使沈、吳難堪過。當年的報導說：“四日晉江青年援助黃彬匕慘案大會，召集男女會員數十人，由泮宮出發，分赴黨政軍各機關請願。首至縣政府，縣長吳石仙適在樓上接客，派第一科長接見。眾述明請願目的後，力請親見縣長。適（當地駐軍二五九旅）旅部參謀主任謝家旬到府。謝詢請願來意後，謂眾依法援黃外，須注意治安行動上。談次，群眾語詞鋒利，有謂‘我們閩南的學生青年，是不怕流血的’。謝去後，旋吳請眾推代表數人，眾未肯。吳遂下樓接見。由代表郭福運、吳愛蓮、王文覺、郭斐等，詳述來意，即對吳提出三條件：一、在本案未結束前，吳縣長不得離晉，二、由吳縣長通電全國，對本案處置認為失當，三、由吳縣長書面向晉江民眾，表明迫死黃彬匕之錯誤並道歉，並請吳當場簽字，承認三條件。吳答，關於黃案，事前余系以平民醫院董事長個人資格，進行勸解。黃何故自殺，餘不得而知。唯本案現經司法機關負責辦理，餘是否處理失當，當候法律解決。所提三條件，餘實無承認之必要云云。吳言畢，上樓上樓而去。請願諸人遂相率出府，轉赴縣黨部。適黨部負責人外出，由幹事何光偉接見。代表聲述來意，請縣黨部轉函地方法院，迅即提起公訴，並呈省黨部，轉省政府律辦。何答，當將情轉達，靜候核辦。最後眾赴二五九旅旅部，由旅長沈發藻親出接見，對代表所請援助事，答謂：本案若照正當手續，呈請本部轉主管機關律辦，自無不可。唯結隊遊行請願，本部以負有地方治安責任，故由謝主任到府查詢，此外絕無他意云云。至此，眾遂相率歸會”[68]。
從上述報導看，縣長吳石仙可能得悉學生將至縣府請願，故請當地駐軍保護。駐軍旅長沈發藻派旅部參謀謝家旬坐鎮縣府，卻嚇不退“不怕流血的”的閩南學生青年，這不能不讓沈發藻惱羞成怒。所謂“晉江青年援助黃彬匕慘案大會”的實際領導，可能是原閩變時期的學生聯合會的骨幹，即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的學生。而據當年黎明高中的教師陳侃回憶：黃彬彬案發生後，“各界大嘩，而學生界尤情激。黎明同學出而帶頭反對。我認為學生有正義感，當教師的不該勸阻，君冷亦以為然。……當泉州律師不肯寫訴狀時，我應學生的要求，寫了訴狀”[69]。另外，當時晉江青年援助黃彬匕慘案大會聚集泮宮出發，泮宮之旁即是平民中學，這兩所學校必然成為沈發藻、吳石仙的眼中釘，他們被關閉的命運實際上已經無可挽回。所以，圍繞黃彬彬案件的鬥爭極有可能是導致黎明高中被取締、平民中學被勒令停辦的直接原因之一。
關於黎明高中師生演出自編劇碼《出路》一事，目前尚無當年原初資料可以確認。但據主要當事人、當年黎明高中學生，《出路》編導兼主演許謙回憶，他們是“一九三四年四～五月”“決定編寫並公演”《出路》的。演出後，演員卸裝未完，“就闖進幾個滿臉橫肉的陌生人，兇相畢露地質問學生領導”。接著，“六月間的一天下午”，陳君冷老師告訴他，據晉江縣長透露的消息，駐軍題目沈發藻要逮捕他。在陳君冷的規勸下，許謙最終離開學校躲避[70]。據而另一當事人，當年黎明高中教師陳侃回憶，公演《出路》的時間是在聲援黃彬彬案後“不久”，“許謙逃後兩日，黎明即被封”[71]。
但當年黎明高中的學生陳奕尚則認為：“1934年
6月，黎明高中因公演話劇《出路》，揭露當時的黑暗統治，向人民指出‘出路’在哪里，刺痛了駐軍旅長和國民黨軍官，遂被以‘煽動社會動亂’罪名為藉口武力查封，但這不過是直接原因，尚有支持某中學學生反對教會干涉學校教育及聲援‘護士黃彬彬事件’，揭露縣長吳石仙勾結旅長欺壓迫害少女的罪惡活動”[72]所謂支持某中學學生反對教會干涉學校教育，指的應是前述晉江各校援助教會學校培元中學被逐學生一事。在黃彬彬案問題上，陳仍採用秦望山關於“沈發藻涎其色”、“晉江縣長吳石仙撮合”之說，這是明顯的附會不實傳聞。但他所說的演出《出路》“不過是直接原因”，而支持某中學學生反對教會干涉學校教育和聲援黃彬彬家人、揭露吳石仙欺壓迫害罪惡，也和黎明高中被取締有關的判斷，也不無道理。所以，關於黎明高中被查封的原因，還得尋找與當年查封有關的原初文獻加以考察。
據筆者查到的最新資料，黎明高中被當局強行關閉的確切時間是1934年 6月21日。武力查封的過程也頗為嚴密：“晉江縣長吳石仙奉教廳電令，21日午後四時，派教育局長鄭伯聰等，率員警隊兵，暨城警所武裝巡官員警等20餘名，至黎明高中附近散放步哨，禁止校內外通行。然後施行檢查，同時貼出縣府佈告於校門。檢查約一小時，扣留該校代理校長陳君冷，教員陳侃，學生廬主民三人，解送保安分處。另派武裝員警數名，看守該校校門，禁止學生出入。檢查畢，隊伍撤退，由卅六師軍士教導隊主任張紹勳，向學生訓話，勸各自省，並以安慰，謂咎在學校教職員，不在學生。查在校學生昨晚仍在員警看守中”[73]。
至於解散的理由，縣府的佈告稱：“案奉教育廳密令開，案奉省政府密字令開，案據南區保安分處兼處長沈發藻酉電稱：查黎明中學，學生不過數十人，聞教育廳尚未立案。該校宣傳反動，凡社會學校，發生風潮，均為主持機關。又查學生聯合會，為人民政府遺留產物，現在此間仍在流行。據報亦為該校主持者。可否令教廳下令，解散該校，或由此間拘捕，乞電示。等情據此，除電複准於拿辦不法份子外，仰該廳長即將該校解散，以杜後患，並具報為要。此令。等因奉此，仰該縣長剋日即將該校解散，並將辦理情形電複，勿得延誤為要。此令。等因奉此，除遵令解散外，合行佈告周知，仰各一體知悉。倘有不肖之徒，藉端鼓動煽惑，定將嚴拿懲辦不貸云云”[74]。
從晉江縣政府的“佈告”看，“宣傳反動”似與公演《出路》有關，但主持社會、學校風潮和學生聯合會也為其主要罪狀，那麼這也就不排除起因於黃彬彬案和聲援培元學生事件。
但從事件過程看，舉報者是當地駐軍三十六師二五九旅旅長兼晉江縣南區保安分處長沈發藻，舉報時間為6月的酉日，舉報方式是電報（酉電）。而從舉報到6月21查封的過程則十分複雜：先是沈發藻以電報形式向省政府密告，省政府除“電複”沈“准於拿辦不法份子外”，又“密令”教育廳長“將該校解散”；教育廳長接省政府“密令”後，再“電令”晉江縣縣長“剋日即將該校解散”；晉江縣縣長接教育廳“密令”後，則起草“佈告”，並派教育局長鄭伯聰等率警實施。以一般衙門的辦事規則，這一過程最快也得三五天以上。據查，1934年6月21日（亥日）之前的酉日有6月19日（辛酉）和6月7日（己酉）。如果沈發藻 6月19日密電省政府，晉江縣不可能僅隔一天就收到教育廳“密令”並執行，所以沈發藻密電省政府的時間應是6月7日[己酉]。
而有可能成為直接導致黎明高中被查封的幾件事中，黃彬彬案發生於 5月27日，學生聲援活動的高潮是6月4日；培元學生被逐是 6月上旬，其他校發表援助宣言則已是 6月12日；《出路》演出在黃彬彬事件之後不久，許謙逃後兩日，黎明即被封。參照上述三個事件的發生時間看：一、援助培元學生發生在沈發藻電省之後，肯定不是直接導致黎明高中被查封的原因。二、聲援黃彬彬案的高潮在沈發藻電省前三天，且聲援過程中學生與沈發藻本人及沈之參謀分別有過兩次直接而激烈的衝突，所以這一事件最有可能是導致黎明高中被查封的原因。三、公演《出路》也很有可能是導致查封的原因之一，因為演出在黃彬彬事件之後“不久”。
在許謙的回憶中，他得以逃脫緣于事前晉江縣長透露的消息。這表明，在正式接到省廳密令前，吳已從沈處得到消息，因為沈電省府、省府電複的時間比省府行文密令教育廳、教育廳電令晉江縣的時間快多了；因此這也表明，晉江縣長吳石仙並不是簡單的奉令行事，而是知道或參與了沈密報的過程。但由此帶來的另一問題是，吳又為何故意提前幾天透露消息，讓許謙逃脫？看來只能有一個解釋，即黎明高中學生公演《出路》吳並不在意，他在意的是聲援黃彬彬事件。從後來查封的過程看，陳君冷被逮走是由於他是黎明高中訓育主任，並代梁龍光主持校務，而教員陳侃也被逮走的解釋只能是，在聲援黃彬彬事件中他代筆寫了訴狀，直接得罪了吳石仙。
所以可以得出結論：黎明高中被查封的直接原因包括聲援黃彬彬案和公演《出路》，但聲援黃彬彬案是不可言說的直接原因，而公演《出路》則是冠冕堂皇理由。也就是說，沈發藻、吳石仙主要因學生聲援黃彬彬案而立意查封黎明高中，公演《出路》又正好給了他們舉報的藉口，他們一起完成了公報私仇的勾當。
黎明高中被解散後不久，泉州又有五所私立中學被省教育廳下令停辦，平民中學也名列其中：“晉江教育局奉省教育廳令，以晉江西隅師範、昭昧國學專修學校、平民初級中學、南華女子中學、私立女子中學等五校，或未經立案，或組織不合法，或辦理不善，均著於本學期起結束，一律停止開學。本學期所有學生，由教育局舉行考試，及格學生給予轉學證明”[75]。平民中學此前“數次呈請立案均未獲准，以此亦被取締之列”[76]。
實際上，就兩校在歷次社會風潮中的影響看，平民中學和黎明高中一樣，其被武裝查封或勒令停辦的命運早就註定，所謂“未經立案”等都僅僅是個藉口而已。從1929年、1930年相繼創辦到1934年先後被關閉，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在泉州民眾運動中的確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三十年代泉州民眾運動的興起，很大程度上緣於1927年後上海、廣東、湖南以及日本、朝鮮等國安那其主義者的到來，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到達泉州的公開身份就是黎明高中或平民中學的教師，這兩所學校成為他們名正言順的落腳點。除了這批外來的安那其，本地的青年活動骨幹也大多出自這兩所學校門下。不僅僅學生聯合會，包括晉江縣黨部、工會、婦女協會等機構或團體的實際負責人，他們與黎明高中或平民中學都有過特殊的關係。而在許多反壓迫、反剝削的重大民眾風潮中，黎明高中或平民中學的師生如果不是發動或主持者，至少也是積極參與者或支持者。所以，從誕生之日起，這兩所學校就已經是泉州軍政統治當局的眼中釘，它們所以能存在四、五年的時間，主要由於這期間泉州以至福建動盪的政治軍事局勢。1934年
1月十九路軍發動閩變失敗，國民黨中央軍入閩，陳儀出任福建省省長，在南京政權不斷加強對福建地方政治軍事控制的大背景下，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被取締關閉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所以，就1934年01月之後的社會局勢而言，即使沒有聲援黃彬彬案或公演《出路》等，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學被關閉也只不過是一個時間遲早的問題；在經歷短暫的輝煌之後，它們完成了自己特殊的歷史使命，當然也必須坦然地面對自己的歷史終結。
注釋：
[01] 這些文章先後發表于《巴金文學研究資料》等刊，後均收入方航仙、蔣剛主編《巴金與泉州》，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
[02] 曾載日本《貓頭鷹》1986年第5期，後經增補收山口守、阪井洋史著：《巴金的世界》，東方出版社，1996年。
[03] 蔣剛為當年平民中學學生，所以兼有親歷者和研究者的雙重身份。
[04] 關於巴金與三十年代泉州民眾運動的相關情況，可參見拙文《論巴金的革命敘事與泉州三十年代的民眾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年第2期。
[05] 參見陳一民：《我所知道的廈門江聲報》（《廈門文史資料》第1輯）等。
[06] 筆者所見該報1930年初的部分題頭為《江聲日報》或《江聲報》，都為一般宋體字，後才採用孫中山題詞。
[07] 1931年6月11日《江聲報》：《本報立場與使命》。
[08] 《梁披雲董事長在黎明學園董事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1981）》，《梁披雲教育思想研究》第202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
[09] [12][13][14][15][16][17][19][21][27]秦望山：《安那其主義者在福建的一些活動》，《福建文史資料》第24輯。
[10]趙祖培：《泉州黎明高中的創辦》，《泉州文史資料》第6輯。
[11] [57][58][76]蘇秋濤：《平民中學和民生農校創辦沿革憶述》，《泉州文史資料》第15輯。
[18] [20][64]蘇秋濤稿，仲實整理：《安那其主義在泉州的活動》，《泉州文史資料》第4輯。
[22] 蘇秋濤稿，仲實整理：《安那其主義在泉州的活動》，《泉州文史資料》第4輯，但秦望山的回憶稱：“我和平民中學沒有什麼關係，其具體情況不大清楚”，待考。
[23]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可參見日本學者阪井洋史的《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泉州”》一文，該文初載《巴金文學研究資料》1992年第1、2期合刊。
[24] 1934年6月3日《江聲報》：《黎明學生投江死身世可哀》。
[25] [49][53][61]趙祖培等：《黎明高中片段回憶》，《泉州文史資料》第6輯。
[26] 黃潛蛟：《回憶秦望山二三事》，《泉州文史資料》第6輯。
[28] 1932年
7月17日《江聲報》：《因取締迷信為人乘機昨泉罷市搗毀黨部》。
[29] 1931年 6月17日《江聲日報》：《晉江教育局長做不得》。
[30] 1931年 8月18日《江聲日報》：《晉江反日援僑組成》。
[31] 1931年10月 6日《江聲日報》：《泉救國執委宣傳兩會議》。
[32] 1931年11月
7日《江聲報》：《檢查仇貨引起之泉城罷市與調解經過》。
[33] 1932年 3月17日《江聲報》：《晉江學生反日救國大會》。
[34] 1932年
7月17日《江聲報》：《因取締迷信為人乘機昨泉罷市搗毀黨部》。
[35] 1933年
1月12日《江聲報》：《泉州反日會處罰海關關長李鼎傑經過繼詳》。
[36] 1933年
4月22日《江聲報》：《晉江民眾自衛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37] 1933年 6月
1日《江聲報》：《晉江三百餘學生簇擁縣府請願減輕契稅》。
[38] 1933年 6月 7日《江聲報》：《晉江反對妥協
二千餘學生集會遊行》。
[39] 1933年 6月10日《江聲報》：《晉江反對妥協
二萬眾示威大會志詳》。
[40] 1933年 6月12日《江聲報》：《晉江各中校罷課十天》。
[41] 1933年 6月17日《江聲報》：《晉江中學生警告陳泗孫》。
[42] 1933年 6月18日《江聲報》：《泉州高中會考，應試無一人》。
[43] 1933年 9月18日《江聲報》：《晉江學聯會改選執監》。
[44] 1933年11月25日《江聲報》：《泉州各界慶祝新政府倒蔣救國大會》；
1933年11月24日福州《人民日報》：《晉江縣人民昨舉行倒蔣救國大會》。
[45] 1933年12月10日《江聲報》：《縣警捕毆群眾，泉州激起巨潮》；
1933年12月11日《江聲報》：《各界請撤警所長》。
[46] 1934年 6月 3日《江聲報》：《四個條件，了結黃彬彬》。
[47] 1934年 6月 6日《江聲報》：《黃彬彬案調解經過》。
[48] 1934年
6月12日《江聲報》：《晉江各校學生援助培元被逐學生》。
[50] [55]謝真：《他永遠是走在時代前面的人》，陳覺萬等主編：《梁披雲教育思想研究》第125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
[51] 1933年 4月17日《江聲報》：《晉江各校學款補助之支配
以教室為標準》。
[52] 1934年 4月
1日《江聲報》：《泉州各中學今春始業學生陟減》。
[54] 1931年 5月23日《江聲報》：《泉州有辦鄉村教育者》。
[56] 陳騰芳：《緬懷黎明母校，讚頌梁老夫子》，陳覺萬等主編：《梁披雲教育思想研究》第131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
[59] 巴金：《南國的夢》，《巴金全集》第13卷第289頁。
[60] 1934年 6月24日《江聲報》：《泉州平民中學步行團昨抵京》。
[62] 謝真：《憶秦望山先生二三事》，《文史資料選編》第四卷第四冊第214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63] 1934年 6月 3日《江聲報》：《黎明學生投江死身世可哀》。
[65] 參見趙祖培等：《黎明高中片段回憶》，《泉州文史資料》第4輯，1962年；陳登才：《訪問范天均先生的記錄》，1964年，收《無政府主義思想資料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
[66] 秦望山：《〈黎明高中片段回憶〉“注”》，《泉州文史資料》第4輯。
[67] 1934年
5月29日《江聲報》：《惡因緣，李天佑硬要，黃彬彬死：拒示堅決大鬧縣長室，立遺囑不作李家婦》。
[68] 1934年 6月
6日《江聲報》：《黃彬彬案調解經過，地檢處偵察，援助會請願》。
[69] [71]陳侃：《1934年春在泉州黎明高中》，《資訊》1984年第1期。
[70] 許謙：《美好的憶念•我在泉州黎明高中的生活片斷》，《資訊》1982年第2期。
[72] 陳奕尚：《梁披雲的教育思想》，陳覺萬等主編：《梁披雲教育思想研究》第120頁，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
[73] 1934年
6月23日《江聲報》：《黎明高中解散，學生遣送回家，陳君冷陳侃將解省》。
[74] 1934年
6月23日《江聲報》：《黎明高中解散，學生遣送回家，陳君冷陳侃將解省》。
[75] 1934年 7月27日《江聲報》：《泉州私立五中學廳令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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