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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世紀巴金——巴金與20世紀中國讀者
主持人：
萬象更新，思想為先，歡迎辜也平教授登上世紀講壇。
對於辜教授可能在座的同學以及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並不是特別地熟悉，但是我要說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可能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這就是即將迎來百歲華誕的巴金老先生。那辜教授和巴老又是什麼樣的關係呢？我想這個關係還是比較特殊的。在辜教授厚厚的一摞研究專著當中 90%都是關於巴老的。辜教授您能不能說說您當初是什麼時候開始對巴老著迷的？
辜也平：
我最早是巴金的一位讀者，後來就成為一個研究巴金的（學者）。因為我在大學裏面教書，所以我大部分時間主要研究現代文學，特別是巴金。最早讀他的作品大概是在中學的時候，也是在文革的時候。那個時候沒什麼書的。那麼我們在那個時候讀巴金是屬於偷讀的，因為那個時候巴金的作品是禁止的，是受批判的。我是偷偷地讀，從《家》開始讀，然後是《春》、《秋》，就是愛情三部曲。記得那個時候讀了《家》以後，後來還讀到解放後出版的另外一個小說比如《三家巷》什麼。寫幾個家庭，還有一群年青人，他們怎麼樣成長的故事。所以那個時候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
你研究巴老到現在有多少年了？
辜也平：
開始比較認真地想把巴金作為一個研究物件，比較認真地讀，那是在大二大三的時候，大概是1980年左右。
主持人：
我知道您是1982年畢業于華東師範大學的中文系，現在在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工作。我想這麼長時間的研究工作，您是怎麼樣及時獲得資訊，從而把這個研究做得比較細化？
辜也平：
我對巴金的研究，對文獻資料方面的掌握不是很先進的。或者對我們這些有關的研究人員來說，我不是掌握得最多的。最多的比如李輝先生、陳思和先生，還有李存光先生，他們都是對巴老的資料掌握得比較多。我畢業以後不是在福建師大，而是在一個山區裏的一個新辦的大學裏面。很偏僻的，也在福建非常偏僻的地方。圖書館裏的藏書，我去的時候，大概就十幾萬冊。而且都是文革後出的作品，比較有限。在這樣的情況下，所以後來基本上，我好多有關巴金的論文裏面研究的一些東西都不是資料型的，而是關於他作品的。就是說對他的作品，我是不斷地在研究。當然我也儘量地，現在在做的一個課題也就是想發現一點有關巴金研究的新的資料。因為在巴金的生平裏面有一段是很重要的，對他的一生是有影響的。那就是跟福建的關係。他跟泉州市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主持人：
您見過巴老嗎？
辜也平：
見過。
主持人：
那是什麼時候？
辜也平：
那已經是巴老年紀比較大的時候。就見過那一次，後來就沒有了。比如說這次來上海，我不便再去見巴老。實際上我前面很想見他。我讀書就在上海，但是因為讀書的時候雖然說喜歡研究巴金，但是也有條件，那個時候要見也有條件，但是我總覺得既然要研究一個作家，最好還是保持一定距離，這樣子才顯示出比較客觀。
主持人：
見過巴老一次，能不能說說您眼中的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辜也平：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看法。我們那時候去了幾個人，非常善良、非常真誠、非常慈祥的一個老人。所以我們回去以後，當時跟我住在一起的是一個北師大的老師，然後他握完手回去，他就說我們握他的手，他的手軟綿綿的。當時社會上對巴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就覺得這實在是不可思議。他已經五十幾了，年紀比我大，他就當場把《給十個尋找理想的小朋友》的那封信，當場中間那一段就背了，他說這寫得多好啊，就是“在我面前始終有一盞燈，有時候它很近有時候它很遠，但是在我心靈中……”，就那一段，背完以後，他說：“多好！講得多好！但是他說還是有人對他怎麼樣怎麼樣。
主持人：
的確！本月25日巴老即將迎來他的百歲生日。我想巴老擁有無數的讀者和知音，很多年青人就是因為讀了他的作品，才重新鼓起了追求新生活的勇氣。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聆聽辜教授的講座！
辜也平：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走進世紀巴金》，副標題是“巴金與20世紀的中國讀者”。我為什麼選這個題目呢？主要就是談一下巴金和20世紀的中國讀者的關係。當然我們後面也會講到，到了21世紀讀者還讀不讀巴金。
在70年左右的時間裏面，巴金為中國的作者提供了1千多萬字的作品。他的全集有26卷，他的譯文全集有10卷，另外還有些作品沒收進去。現在還必須再補充，後面《集外集》還要再加進去。一千多萬的作品，從他開始登上文壇到現在，一直在社會上廣泛地傳播。我在後面引的材料裏面，從1929年最早的文獻記錄裏面，就有關於巴金作品的反響。那麼到90年代後期，1998、1999年，我上課的學生，大學生對巴金作品的感受，在這裏面我們就可以看到，整個世紀中國讀者是怎麼接近巴金的？是怎麼讀巴金的？巴金的作品是給讀者提供了一些什麼新的東西？
巴金是1929年登上文壇的，他最早的作品在發表《小說月報》上。《小說月報》的主編，有一個編輯的後記，他是年初就開始連載。然後在
4月份，就是還在連載的時候，葉聖陶先生在《編輯後記》裏面就提到：“曾經有好些人寫信來問巴金君是誰。這連我們也不知道。”當時小說月報的主編是葉聖陶先生，這是葉聖陶寫的。到這一年年底，作為刊物年底都有盤點。那麼這個《編輯後記》裏面就講到今年這兩部長篇小說，指巴金的《滅亡》和老舍的《二馬》。在這一年裏面同時連載，他就講這兩部長篇，在今年的文壇很引起讀者的注意，以及博得批評者的好評。所以從這裏透露出資訊，在1929年巴金先生一登上文壇，就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在這裏，我給大家看兩篇文章，一個就是《南藝學報》1979年第二期裏面登了一篇老幹部臧雲遠的文章。他的文章裏面就提到了，抗戰的時候他在武漢，在為民族革命大學招生的時候，這個時候有好多人來報名。然後問他們讀過什麼書，他們都說讀過巴金的書。異口同聲的，異口同聲地說。他們讀過巴金的書，另外還有一個老幹部，是延安新四軍的。他是為魯迅藝術學院文學院招生的，他說好多青年千里迢迢到了延安，他們都想報考文學院。然後問他們：為什麼喜歡文學？他說他們喜歡文學是因為讀了巴金的書。所以你就知道巴金在當時讀者的心目中的地位和影響。
到了20世紀40年代，有記者寫過一篇文章，他講他有次前往蘇州，和當地的文學青年有很多接觸的機會。那麼在這中間，他們最能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青年們對巴金作品的愛好。他說是“口有談，談巴金；目有視，視巴金的作品，只要兩三個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聽得他們巴金長、巴金短的談個不歇”。他還說：“又有一天，我在《吳縣日報》上面看到了一條廣告，內容是有人願意出重價徵求巴金的全部作品。”所以這個記者講，此人不用說也是個巴金迷。在任何書店都高高地陳列著巴金作品。當時的蘇州，此人卻還恐有所遺漏，願出重價徵集巴金的全部作品，籍此可見巴金作品受人歡迎的一斑。這是他作為記者，他描寫出來他親見的事實。他寫在這裏，後面是他的一個估價，他的一個評價。這個記者還說魯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固然是文壇上首屈一指的名著，但要說到普及性，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卻是獨步文壇。我們旁邊看到的這張廣告，這是《家》當時被改編成話劇以後，然後演出時的一張海報。海報的最後一行小字特意提到，要先電話訂票訂座，不然你買不到。最後他還寫道：“《家》、《春》、《秋》這三部作品，現在真是家弦戶誦，男女老幼，誰人不知，哪人不曉。改編成話劇，天天賣滿座；改攝成電影，連映七八十天；甚至連專演京劇的共舞臺，現在都上演起《家》來，藉以號召觀眾了。”所以他說：“一部作品能擁有如許讀者和觀眾，至少這部作品可說是不朽的了！”這是20世紀40年代的情況，我們看到這是很客觀的一種文獻記錄。
那麼還有一些外籍的作家，外國的教師在我們上海這邊上課。一個是在中國教書的法國教授，名叫明興禮。他後來在他的書裏面就講到：“我多次問學生，你們最喜歡讀什麼書。他們的回答常常是兩個人的名字：魯迅、巴金。”所以他下斷言說：“這兩位作家無疑是1944年的青年的導師。”而且他說：“讓我看來巴金對學生們的影響，好像比魯迅先生更大一些，所以他負的責任也比較重。”他講到魯迅先生和巴金先生，好像巴金先生負的責任更重一點。為什麼呢？現在來看，巴金的作品比較適合年青人讀的。這是明興禮在他的一部研究專著裏面留下來的歷史記錄。還有一個日本的學者，他在聖約翰大學主講文學概論，就是我們現在華東政法學院那個校園。這位日本學者說：“有一次，我要求二十來個男女學生，多數是資產階級子女，要求他們寫出自己喜歡的作家。他們的回答是，莎士比亞、歌德、雨果、狄更斯、屠洛涅夫、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再有就是巴金。”
還有一些就是這些人。這些是解放前讀書的董鼎山。董鼎山在講到他的人生經歷時說，巴金先生無疑是他人生的第一盞明燈。徐林正去採訪陳香梅的時候，陳香梅說她20世紀40年代在上海讀書。問她喜歡文學嗎？她說她喜歡文學。問她喜歡誰的作品，她說她那個時候喜歡兩個人：一個是張愛玲，一個是巴金。我們現在也不可想像，怎麼喜歡張愛玲跟喜歡巴金兩個人喜歡到一起？這兩個人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樣的。她就是喜歡。你們看一下1998年的《中華讀書報》，就可以看到那個訪談錄。還有潘國駒、韓川元去訪問楊振寧的時候，也問他關於巴金的事情。楊振寧好像是這樣子講的：在他心目中，《家》、《春》、《秋》在中國無疑是偉大的作品。他也看過他的作品，所以他也是對這個作品評價比較高的。
這是1990年的時候，朱鎔基去看望巴金時的照片。他去見巴金的時候，他就講到自己年青的時候就讀過巴金的作品。而且還說讀的巴金的第一部作品是《滅亡》，再後來又讀了《新生》和《春天裏的秋天》。而且他還講到，年青的時候很崇拜魯迅和巴金。
那麼在文革以後，在八九十年代，黃瑞旭、祝曉風和周立民對當代青年學生的閱讀狀況作了一次調查。通過這些調查資料也可以看得出巴金的作品的影響是相當大的。那麼從社會上來看，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巴金的作品人民文學出版社是一直在出的，四川文藝出版社也在出。巴金一套選集，基本上他的主要作品也選進去了。比如說在其他的出版社裏面，他們也用各種各樣的標題在出巴金的作品。
剛剛講到的是國內的情況，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海外。海外華人裏面也有許多人喜歡巴金。比如張弘。後來她在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的時候，就講到她以前在南洋，一次偶然的機會，有個朋友借給她一本《家》。讀了以後，她就說：“巴金以他的書，教我愛真理、愛正義、愛祖國、愛人民，愛一切美好善良的東西。”所以她要離開殖民地，要擺脫奴化教育，就學習覺慧毅然回國。這個是香港一個作者寫的一本書，叫《作家巴金》。他是20世紀60年代在香港出的。這是我們中國人研究巴金的著作的第一本。70年代香港有一個文學史家叫司馬長風，他出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史》。然後另外有一個新聞學漫談。他有篇文章叫做《新文學的第一暢銷小說》。那篇文章談的是什麼？其實就是講巴金的《家》是新文學的第一暢銷小說。《家》在解放前印了20幾版，解放後根據巴金自己的估計，大概有50萬冊。那麼從文革到現在，又不知道印了多少。所以你就知道他的作品流傳非常廣。
為什麼巴金的作品一發表，一夜之間就成名了？可能大家都認為巴金的處女作是《滅亡》。實際上在《滅亡》之前，他早在1922、1923年，就在上海很有影響的雜誌《文學行刊》上面，發表過好多詩歌和散文但是沒有反響。如果那時候有反響，說不定他就當作家去了。不過他那個時候想做的不是當作家，而是當革命家。所以他也不熱心，後來就去搞社會運動了。翻譯書、編刊物去了，就沒來做作家。但是1929年的《滅亡》發表一後，他就一夜成名。我們等等會看到一張巴金《家》發表的時候一張廣告。那廣告上面，他是1929年發表作品，然後1931年開始連載他的《家》。就這麼一兩年的時間裏面，廣告裏面是怎麼打廣告詞的？是叫做“文壇鉅子——巴金的新的力著”，是這樣子。就一兩年的時間，就是“文壇鉅子”。就是上海的一家報紙《時報》，你們看到那張廣告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一兩年裏面他就變成“文壇鉅子”了。那就是說讀者非常喜歡巴金的作品。
那麼當年的讀者為什麼喜歡巴金的作品？這就是我們現在要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根據接受理論，就是一個讀者接受一部作品，或者說一部作品對讀者產生影響，這個過程並不是隨隨便便地或者莫明其妙的產生的。因為讀者在接受作品之前，他都有他的先在的一種知識，或者先在的一種理解，這樣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種期待視界。作家的作品要喚起讀者，要迎合這種視界，那麼才能夠把讀者吸引過來。但是他又不能僅僅為了吸引讀者而迎合讀者，他最後必須進行一種重新的定向，必須改變讀者的這種視界，那麼才能夠吸引住讀者。就是說，為此，作品必須超越原來讀者的接受視界。這是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過程。
那麼巴金最早的比較成功的作品是《滅亡》、《新生》和《死去的太陽》，都是關於革命的。最早一兩年裏面突然之間變成了“文壇鉅子”，他怎麼變鉅子？主要是靠《滅亡》靠《新生》，倒不是靠我們現在看到的《家》。所以我們現在很流行，大家都知道巴金寫過《家》。一般人對他的《滅亡》、《新生》、《死去的太陽》，就不是很理解。但是你們想一下，剛才朱鎔基去見巴金的時候，他講到他讀巴金的第一本作品是什麼？他讀的第一本作品就是巴金的《滅亡》，然後是《新生》，然後《春天裏的秋天》。所以你就知道他是真讀過的，一般人他不知道巴金寫過這些東西。不是亂講的。它保證給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滅亡》寫什麼？寫一個革命者叫杜大心，然後自己已經得了肺病，整天為革命拼命工作。最後為了復仇，去暗殺金華戒嚴司令。暗殺沒成功，自己最後也犧牲了。這部作品受俄羅斯的十二月黨人“民粹派”寫的那種小說的影響特別明顯。《滅亡》以後寫《新生》，《新生》以後寫《死去的太陽》。《死去的太陽》寫的是五卅運動，五卅運動的時候他在蘇州東吳大學的附中裏面讀書。所以他後來根據那一段的經歷就寫了《死去的太陽》，那麼這幾個作品在那一兩年推出以後，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那麼讀者是怎麼反響的？我們來看一些當時的文獻記錄。這些材料你看一下就知道，為什麼當時這方面的書很多，為什麼巴金顯得特別突出。有一個叫孫沫萍的讀者就講到：“在這個現實世界裏面，顯然的，已經劃成兩種敵對的壁壘：富和窮。窮者永遠是被榨取、被殘殺。那豺狼般凶、豬般蠢的富人，卻站在榨取來的血脂中享樂。啊！這個世界裏所聽見的，只有悲痛的呼號和那惡魔的淫囂。”巴金的小說《滅亡》裏面就寫了貧和富。對這個都是充滿著罪惡的社會，是用愛來拯救，還是用憎來拯救？巴金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除此之外巴金還把萬重壓榨下的痛苦者的反抗力也表現出來了，《滅亡》裏面也寫了反抗。從反抗者壓迫的號角裏面我們可以知道，弱者不是永久的弱者。他們有熱血，一旦熱血噴射的時候，他們就要復仇，以他們內心底燃燒著的熱血去復仇。這個殘殺的局面，總不能維持多久的。在最近的將來總須有一個極大的破滅，但這個殘殺的局面指的是什麼？因為《滅亡》裏也寫到，革命者復仇最後被殘殺了。1929年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一種局面呢？就是1927年國共破裂以後，1927年
4月份開始國共破裂，國民黨那個時候殺了很多共產黨人，殺了好多革命黨。所以1928年到1929年年初，大概一年多的時間裏面，是白色恐怖非常厲害的一個時期。所以他這裏面講到，這種殘殺的局面總不能維持多久。你知道當時的許多革命党都是年青人，年青人在這種情況下，心裏有一種壓抑，有一種憤懣。必須有人幫他們把這種呼號喊出來。孫沫萍還寫道：“革命什麼時候才來呢？我這樣地自己思維著。就是說在看了這部作品以後，我就在想革命什麼時候才來？”這是讀者的一種期待，是作品裏面人物的疑問，實際上也是讀者的一種疑問。大家都在期待著革命的到來，他這個作品就給人家提供了這種東西。所以當時有一個批評家筆名叫做劉西渭，就是李健吾，後來他跟巴金也成為朋友。因為他是一個學者，所以他講話就比較客觀。他說：“屬於同一時代、同一地域，彼此不免現實的沾著人世的利害。我能看他們和我看古人那樣一塵不染、一波不興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說：“對於今人，甚乎對於古人，我的標準阻礙我和他們的認識。用同一尺度觀察廢名和巴金，我必須犧牲其中的一個。”廢名的作品你們看到了，對嗎？廢名的作品帶有一種禪的味道，非常寧靜的味道，有種世外桃源的感覺。現在好多人喜歡廢名的作品。但是李健吾就講到“我必須犧牲其中一個”。因為廢名單自成為一個境界，猶如巴金單自成為一種力量。但是李健吾最後講到：“人世應當有廢名那樣的隱士，但是更應當有巴金這樣的戰士。”這是作為一個學者的比較客觀的評判。但是你聯繫一下當時那種白色恐怖時代，那是年青人很受壓抑的時代，是高度的專制的時代。那年青人當然讀了巴金以後，那是會很有感觸，會很喜歡，因為巴金把大家的一種希望說出來了。
那麼巴金在20世紀30年代還有一系列的作品，就是《沙丁》、《利娜》、《海底夢》等等，也都屬於是寫革命的。那麼在這些所有寫革命的作品裏面，巴金主要談什麼呢？主要談革命。那個時候關於革命的小說，實際上面巴金不是第一個。那為什麼巴金影響最大？而且他最後成為偉大的作家。當時我們看到寫革命題材的小說家裏面，最有名的是蔣光慈，被稱為光慈式的小說，就是革命加戀愛的小說。這是那個時候都是很流行的一種作品。巴金、蔣光慈的小說也是，還有其他人也寫過的。
那麼再後面，國共破裂以後，就出現了一大批作品。那是些什麼樣的作品呢？那都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比如說茅盾的《蝕》三部曲，叫做《幻滅》、《動搖》、《追求》。《幻滅》是寫什麼，是寫革命前的；《動搖》是寫革命中；《追求》寫革命後。革命後怎麼樣？所有人都有追求了，但是所有人的最後追求都失望了。人們總體上也還是流露了一種反面的情緒。柔石在大革命失敗以後也寫了一部小說，後來改編成電影。拍得很好，叫做《早春二月》。寫肖澗秋到了芙蓉鎮，最後從芙蓉鎮也是落荒而逃。他原來是想到那裏去避風，最後還是逃竄。世外桃源寫進去，但是還是不世外，最後還是落荒而逃。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大革命失敗以後，這兩種小說非常流行的。一種就是幻滅式的，還有一種就是沿著原來那個革命加戀愛式的。但是巴金的小說在這裏面提供的就不僅僅是一般的戀愛小說。年青人你讓他看這種幻滅小說，那是他經歷了這一段以後，他去看幻滅可能有點……。好多年青人抱著一種熱情剛剛出來，在這個時候，他更主要的是受革命小說的影響，他渴望一種比較積極向上的，應該給他們一種力量，他們要尋求的這種東西。那麼我們從這些讀者的反應裏面也可以看到，就是說，巴金的這些作品就是從正面給人一種鼓舞、一種力量、一種理想、一種希望。然後他們就把巴金的作品作為一種生活的教科書，沿著他指的道路往前走。
我這裏面好多這種資料。吳羅薏，這是一個中學老師，退休了。她講她最初讀的作品就是《滅亡》和《新生》。她說：“《滅亡》和《新生》給予我極大的啟發和鼓舞，推動我努力爭取投到革命的洪流中去。”所以巴金作品號召人們走出社會、走出家庭，參加到社會革命中去。
這是譚興國，四川的一位巴金研究專家，他寫了巴金的生平和創作。他在裏面引用了一段研究資料。他說他找到了一本舊版的《滅亡》。《滅亡》上面有一個讀者，在上面留下來一段話這位讀者寫道：“對於一個有志氣的青年來說，不能因為戀生而不去反抗，即使死首先降臨自己身上，也將義不容辭。從死裏得到新生。”然後他又寫道：“的確，沒有犧牲是決不會勝利於任何事業，為了被壓迫的同胞，凡是有血性之青年，也不應怕個人的‘滅亡’。”讀者是看了這個作品以後，很有感觸留下的。因為我準備做這種演講，或者說我準備寫這方面的論文，然後我的學生有時候有會談到這些問題，也向他們瞭解一些情況。他們就跟我講，圖書館裏面巴金的書上面有好多這一類的批語。他們就給出了個點子，建設把解放前的版本到解放後的版本，統統找出來，然後把上面的批語收集起來。這項工作完成後，我們發現，在讀者心目中，巴金這個形象是不斷變化的。比如說，在這些人心目中的巴金形象跟我們現在，你們接觸的巴金形象是不一樣的。我們覺得他那個時候就是《家》，我們都非常熟悉。沒進大學，沒讀中文系，我還不知道他有《滅亡》。因為那個時候是一個文化大革命，什麼文學史都看不到。所以我們只知道《家》，《家》對我們影響很大。但是對這一些人，你們可以看到，都是這一批革命小說。他們讀了以後覺得應該沿著巴金的路走，所以他最早引起讀者喜歡的就是這樣。這個有一些例證，我們看到有一個記者寫到：“本來在這新舊社會的過渡期間，青年人是具著莫大的熱情與希望的。他們要創造，要奮鬥，要發展自己。但他們又不得不在頃刻間失瞭望了。”青年都是要創造，要革命。但是1927年以後到1929年這期間，青年是深受壓抑的，所以他們在頃刻之間就失望了。他們感到當時的社會並沒有賜與他們發展的道路與機會，而他們的熱力卻是薄弱的，他們吃不消這個打擊，他們未曾鍛煉下堅苦的耐心。自然的，他們產生了彷徨、惆悵和迷茫。他們沒有一絲出路和去向啊。煩惱與苦悶日久了，自然把他們逼向浪漫、狂歡、縱欲、頹唐的路上去。那麼巴金的小說在這個時候出現了，所以這位元記者說：“巴金的小說卻正是他們的一個疼痛的針砭，當頭的一棒。由我自己來說，由我向朋友們得來的消息說，他們都在巴金先生的小說裏，窺出了青年人的一條路向。證明了他們從前一切的卑鄙與無聊。他們是都被喚醒了。而這也正是巴金小說成功之處，他揭出了這一個時代中青年人的苦痛的病狀，又指示給他們一個去路。”
這是登在《中學生》雜誌上面的，30年代《中學生》雜誌上面的。當時一個中學生，他讀了巴金的作品以後，聯繫他自己的感受來談的。你就看到跟那個時代有關的，那個時代年青人需要這樣，這是他個人的體會。那麼1932年的文藝年鑒裏面，現代書局的文藝年鑒裏面，也談到了巴金的作品。也是持同樣的觀點，也是這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個時代對巴金的感受，整個社會都是這樣的。他們覺得在他綺麗的風格，在熱烈的場面下緊緊抓住讀者的注意力的是什麼呢？就是抒寫著全人類的疾苦以博得廣大的同情。在他的作品裏面，沒有那種叫人精神渙散的弊病。不是叫你消沉下去，沉沒下去，而你應該抗爭。年青人你應該奮鬥，應該往前走。這是30年代他剛剛登上文壇的時候，他受到讀者喜歡的一個很根本的原因，就是跟他同時代的讀者很喜歡的一個原因。
現在我們講第三個問題，就是當年的讀者是怎麼樣讀巴金的作品的？這裏面我們主要考察的就是像《家》這樣的作品。剛剛我們講到的就是20年代後期，30年代剛剛登上文壇的時候，一下子就吸引住讀者。他為什麼吸引住讀者？就是說他滿足了年輕人的那種期待，但是又超越了這種期待，跟其他作家又顯示出他不同的地方。那麼到30年代以後，他成名以後，他的大量作品（出來）以後，他的作品給人家給讀者一個總體的印象是什麼？他的再下來影響比較大的一部作品就是《家》。這就是當時《上海時報》連載《家》的時候，它特意在旁邊做了一個廣告，本報今日起連載新文壇鉅子——巴金先生的長篇小說《激流》。那麼這是出版本的《家》，他的《家》出版以後，後來就被稱作第一暢銷小說，影響很大。那麼那一個時代的讀者，他們是怎麼讀《家》，讀《家》《春》《秋》的？《家》《春》《秋》連起來被稱為《激流》的三部曲，《家》的影響是最大的，那麼《春》和《秋》後來就連續下去了。那麼我給他考察一下，就是說在這個《家》《春》《秋》的接受過程裏，讀者在接受《家》《春》《秋》的過程裏面，他有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接受現象。讀者閱讀巴金作品的特點主要有三個，一個是閱讀熱情的持續性，幾十年不變的年輕讀者，或者廣大的讀者對這作品的接受熱情幾十年不變。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傳播形式的多樣性。巴金作品《家》的傳播不是僅僅作為一個紙質的文本在那裏傳播，從20世紀30年代起它就被改編成劇本，然後就改編成話劇，改編成電影，就一路演下來了。到80年代以後又有了電視，那就是80年代中期拍的。然後在劇種裏面我們可以看到，有黃梅戲的《家春秋》，也有滬劇的，好像京劇也有，現在好像越劇也在搞，川劇也在搞。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這種傳播管道，所以我說它是傳播形式的多樣性。現在還有更不了得的傳播途徑，就是說在網路上面。網路上面《家》的整個版本都是用資料，你可以拷貝下來。《家》《春》兩個作品都有，《秋》還沒有，他們還沒有能把《秋》做上去，不然就非常完整的《家》《春》《秋》做上去了。我去檢索一下，網上關於“巴金”的關鍵字進去，有關巴金的帖子有少多？好像是幾千個。你們以後有空可以去試試，看看裏面有各種各樣的。
第三，巴金的《家》、《春》、《秋》的傳播有一個很特殊的，就是它傳播過程的互延性。好多作家好多人好多讀者在談到他為什麼讀《家》的時候，都給我們非常具體地講到。他為什麼讀作品？不是因為圖書館，也不是因為教科書，都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讀到了巴金的《家》。很多人讀了巴金的《家》以後，就被吸引住了。然後他讀完了以後，又偶然地被別人把他的書拿走，就是這樣子。我當時最早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也是，我們同學中間在傳，因為文革所有書像這種書都是受批判的，偷偷地在傳。那麼最早就傳了一本《家》過來，看完以後大家說還有一個《春》，然後就等著看《春》。因為這些人的命運，覺新怎麼樣，最後怎麼樣，覺民，還有淑英，這些人留在家裏的怎麼樣，大家都想關注的。所以第一本傳完了，第二本很自然地，不知道從哪里就冒出來。它傳出去，就在民間一直在傳，在學生裏面傳，這個是很特殊的一種現象。有一個人叫薛家柱，他當時在蘇州附近的一所學校，他在文章裏面講到，他說他是通過《家》知道巴金先生的。“我從哥哥那兒偷偷地拿到這本《家》，讀的時候，完全被作者那種熾熱的情感和真摯的言辭所感動，一邊讀一邊流著淚。我以少年人的幼稚和狂熱，在油燈下麵高聲朗讀。朗讀什麼？朗讀《激流》裏面的一句，總序裏面：‘青春是美麗的東西……’，一邊同書中的那些人物，一起哭泣，一起受苦，一起詛咒黑暗的社會……”他在這篇文章中寫到。陳丹晨，當代的一個文學批評家。他寫了本《巴金評傳》，這是大陸出的第一本巴金評傳。他在這本書的前言裏面就講到他怎麼讀巴金，他是從他姐姐那裏知道的。她姐姐讀書讀的入了迷，到吃飯的時候叫了都不動。後來他才知道他姐姐是在讀巴金的《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面，他也喜歡上巴金，開始讀巴金的作品。然後他講，過了十幾年，他自己成了大人了，他的小孩，他的妹妹開始讀書。他說有一個妹妹在中學讀書，然後就把他書櫥裏面的《家》《春》《秋》拿走了。不僅自己讀，而且還借給同學閱讀。然後等他發現書被人家拿走，找她要的時候，他妹妹再去找，她說也不知道那本書流傳到哪里去了。所以你就看到，這個傳播是非常廣的。這是有一種互聯性，就是說通過師生之間，親友之間這種傳播。但是很主要，大部分是在年輕人裏面傳播，年老的沒有這種激情。
那麼《家》為什麼會傳播得這麼廣呢？1931《家》發表，1933正式出版。楊苡在她的《雪泥集·前記》裏面說，巴金跟她通了很多信。她說“一二·九”後，他們這些中學生都有“覺慧”式的熱情與苦悶，他們嚮往走覺慧的道路，打開“家”的樊籠，就要衝出“家”。所以你不要看覺慧這個形象，你們現在如果看電視連續劇或者看電影，給他們看《家》，現在的學生看到覺慧的時候，就一直發笑。看到他跟鳴鳳談戀愛，怎麼這樣子談戀愛，他們覺得不像，覺得好像很荒唐，怎麼這樣子，好像硬綁綁。實際上覺慧在當時在年輕人的心目中影響很大，好多人會說他們沖出去參加革命，那是因為他們讀了巴金的《家》，讀了覺慧。覺得應該向覺慧學習，然後才往外沖，最後才走上革命隊伍的。有一個讀者跟巴金不認識，也沒見過巴金。她想見巴金，然後在巴金生日的時候，她就托人送了祝福去，好像有封信。裏面就講，她沒見到巴金，那個時候巴金年紀也比較大了，她就講到，她自從讀了他的作品以後，她說自從讀了巴金的作品後，“從此我生活裏面有了航標燈，領航著我背叛家庭，走向自立，走進大學，進人社會。由一個弱女子，成為一名為共產主義勤奮工作的共產黨員。”就是讀了巴金的《家》開始，就這樣走出來的。她跟巴金不認識，她是通過別人把這個祝福，把她的這種心意表達。還有一個叫羅迦，他在這裏面也講到，他說他讀了巴金作品，“掩卷之後，我為書中的真摯的言辭和熱烈的情感所震動。我不能自已，我流淚，我抽泣，同時我發誓，我一定要像作者那樣，去用自己的筆向這黑暗的舊社會抗爭。我要詛咒，我要奮鬥……”所以你看到巴金的作品總體上給年輕人積極向上的一種（精神），引導人家去投身到事業裏面，到理想裏面去。當然也只有這些人，後來才會來寫文章，那些比如說沉默的可能後來就沒有寫，所以我們能看到的就是這樣。這些都充分地顯示出了在20世紀30年代，巴金的作品就是以這樣一種形象出現的。就是說，《家》成為鼓舞人們去奮鬥去抗爭的一種作品，覺慧成為年輕人的偶像，大家都覺得要向覺慧學習。這是電視連續劇裏覺慧出走的時候，提著箱子，一個人義無反顧地告別了家庭，走出社會。在20世紀30、40年代，覺慧是對年輕人影響（很深的）。正如當時的青年學生所說：“巴金認識我們，愛我們，他激起我們熱烈的感情。他是我們的保護者，他瞭解青年男女被父母遺棄後生活的不幸，他給每個人指示得救的路，脫離父母的照顧和監視，擯棄舊家庭中的家長，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對結婚問題，是青年們自己的事，父母不得參與任何意見。”這是巴金教給年輕人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巴金的作品在當時很受這些年輕人的歡迎。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剛剛那個在記錄裏面也講到，《家》、《春》、《秋》改編成電影，改編成話劇，連演幾十場，改編成電影，也連演多少場。改編成京劇，連演京劇的共舞臺也改演《家》，很有號召力。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家》又不僅僅是青年讀者喜歡的。如果單單是青年讀者喜歡，那麼青年會長大，長大以後，他們就不喜歡了。但是這裏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部文學作品，像這一部分讀者是從這一個角度來閱讀來理解，但是《家》、《春》、《秋》這些作品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我們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拍成電視連續劇的時候，我看很多老人家也喜歡看《家》、《春》、《秋》。那他總不至於還想讀了以後，像覺慧一樣再沖出家庭，再走向社會吧。但是他關注的是另外一些問題，他們討論的是另外一個問題。所以《家》可以給讀者提供不同的接受的方向，不同的讀者對《家》都可以接受。比方說當時拍《家》、《春》、《秋》的時候，比如說好多演員都是電視連續劇《紅樓夢》劇組裏面的。比如說演梅表姐的演員，就是演林黛玉的演員。好多人已經講過了，說《家》、《春》、《秋》跟《紅樓夢》有點關係，所以這是一個現代版的《紅樓夢》。所以《紅樓夢》大家喜歡看家庭裏的老太太，那個大娘大媽們喜歡看《紅樓夢》，她們也喜歡看《家》。她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樣的，大家都喜歡看。年輕人喜歡看，中年人也喜歡看，看看覺新，看看高老太爺，也覺得有點意思的。所以它能夠給人家提供不同的方面的東西。
《家》的最重要的意義和貢獻是什麼？意義早已被定格在那裏，就是反封建，走出家庭。這是被讀者廣泛接受的，已經被定格。被文學史家、批評家定格在那裏的。《家》就是這樣的，那麼巴金的作品再一次引起反響是什麼呢？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隨想錄》。當然在17年裏面有一個作品是很重要的，後來改編成電影，影響非常大。50年代60年代的青年學生都看過，現在的一般三四十歲以上的人都看過那部作品，而且受它感動過。這部作品就是《英雄兒女》，巴金在60年代初期寫了中篇小說叫做《團圓》，後來改編成《英雄兒女》。《英雄兒女》中王成和王芳的形象，給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那部電影裏面的那首主題曲《英雄的讚歌》，傳播是非常廣的。那麼他的作品影響比較大的是80年代初期寫的《隨想錄》，再一次引起很大的轟動。《隨想錄》總共
5卷，包括《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隨想錄》先在香港的報紙上面連載，然後在香港先結成集子，然後在大陸再出集子，最後再合成。1986年出齊，大概用了
8年的時間。文革後，那個時候巴金已經是七八十歲了，80歲的老人寫的這40萬字的書，影響很大，文藝界，批評界給他評價很高。但是在《隨想錄》的寫作過程裏面，巴金的《隨想錄》，最早是在香港出版的，在香港連載，後來書也是在香港出版。《隨想錄》第一集出的時候也是在香港，這個封面很漂亮，設計得很雅致。那麼他有不同的聲音，香港有一個大學的老師組織的一些學生就討論巴金的作品。那麼他們那些大學生，香港的大學生對巴金的《隨想錄》，但是香港的一些大學生覺得大家對他評價太高了，覺得巴金的作品沒有那麼好。他們主要從哪個角度呢，他們嫌老人家講話太囉嗦，沒有文學技巧，藝術性很差，甚至連標點符號也嫌，談得非常多。實際上這是一種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一種接受，他不瞭解《隨想錄》寫作的環境和作家寫作的背景。後來我在教書的時候，問到80年代大學生、90年代大學生，他們對《隨想錄》好像也是不懂，表示不喜歡。當然也有研究的，也有研究生，我說你去看看能不能從《隨想錄》讀出點東西，叫他去研究。但是研究生在讀《隨想錄》的時候，就比較客觀，他們說，辜老師，我讀不懂。他不敢說我不喜歡，而是說讀不懂。我說你怎麼讀不懂？他說，我字都看懂，每個字都看懂。那當然，研究生每個字都應該看懂，巴金的《隨想錄》文字都很白。但是我想想，他說，老人家保證不是吃飽了那麼大還來寫這種，裏面保證有什麼東西。他就看中裏面有話，但是具體是什麼話，他說他沒辦法搞懂，因為他沒有那個背景。所以《隨想錄》就是要有那種知識背景，對那一段歷史特別地瞭解，那麼來讀才讀得懂，有一些話恐怕到了後面就得加注釋。巴金的作品應該說是屬於那種有“五四”精神的作品，而巴金也是在“五四”精神影響下來成長的那種知識份子，從這個層面講，巴金的《隨想錄》應該屬於那些具有崇高人文情懷，帶有感時憂國精神的讀者。那麼他來讀《隨想錄》，他可能才讀得懂。所以不是一概而論地說巴金作品都屬於青年，都是為青年寫作的，不是這樣的。所以這個是比較流行的觀點，但是具體說來還是應該得到一定的修正。
再下來我們講一下巴金和讀者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當然我主要研究讀者跟作品的關係，但是作品既然是作家寫出來的，我們就應該把作家也納入到這裏面來探討一下。巴金跟讀者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呢？我前陣子編了一本關於巴金的書，然後裏面引了他的話。他最後告別讀者，好像是《隨想錄》的最後就是告別讀者，因為最後的事情做完了，《隨想錄》以後，他就準備不再寫了，實際上後來他還在寫。那就告別讀者，後來又寫又寫，好像有一個巴金談人生，他又給人家寫了一個後記，裏面又告別讀者。他最近一次告別讀者是到1996年《巴金全集》全部出版，他90幾歲了，然後有個告別。從80幾歲開始跟讀者告別，一直到1996年。所以我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告別讀者、再別讀者、三別讀者、四別讀者”。好像他要擱筆，他要告別讀者有點依依不捨，有點藕斷絲連，一直割不斷。他實際上80年代中期就寫過告別讀者，寫到90年代。他一直跟讀者的關係是非常密切，跟讀者通信，通過精神上有一種連結。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跟讀者的關係，我這兒有很多關於他的照片，讀者跟作家的照片。有一個也是我們上海作協的作家徐開壘先生，徐開壘先生當時在《文匯報》，文革結束以後，巴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經徐開壘的手發出去的。這篇文章在徐開壘先生的一本書裏面就談到了，巴金的這篇文章出來，在當時的社會引起的轟動。徐先生說：“頃刻之間，如地動山搖，大批讀者來信湧向編輯部。丟開讀者寫給編輯部的信近千封不說，單是由我經手轉給他的讀者來信，就有一百五十多封。”巴金也講到，經常有讀者給他寫信，把他當成一個知己，告訴他許多事，甚至請求得到他的幫助，把自己內心隱藏的東西告訴他，希望他能夠幫助他脫離困境。所以巴金說，我也曾盡我微弱的力量回答那些充滿信任和熱情的來信。我們也可以看到，巴金儘量這樣子做，所以巴金跟讀者的這樣的關係，他是非常負責的。他20世紀30年代成名後，有讀者寫信問他，“巴金先生為什麼變成現在這樣一個人，是什麼把你養育大”？巴金就寫了，是什麼樣給我養育大的，所以他就寫了《我的幼年》，我是怎麼成長，是怎麼樣走過來的。後來有一個人讀了，讀了以後說，你再跟我們講講。他說，你也不要給我回信了，你就寫一篇作品告訴我們。所以巴金就又寫了一篇《我的幾個先生》，進一步解釋是什麼樣把他養大的。第一個先生就是母親，第二是一個教父，第三是一個老師。然後又有一個人來寫信，巴金就用作品的形式去回應讀者。那麼他的讀者，有的人談到很苦悶，然後就想沖出去，有的一味就想往家外沖。我們可以看到巴金給讀者的回信不是一味地說，那你們都沖吧，那還是不行的。他的信裏面有的寫道，那個女孩子，說你不能沖出去，你現在你應該充分利用你那個環境，在那裏讀書，因為你怎麼樣，怎麼樣。如果叫大家都沖出去，大家都去流浪，都去漂泊，那麼大家都亂套了，你要為年輕人負責。所以他有封信裏面就講到：“朋友，相信我，我說的全是真話。我不能夠給你指出一條明確的路，叫你馬上去交出生命。你當然明白我們生活在什麼樣的時代，處在什麼樣的環境，你當然知道我們說一句什麼樣的話，或者做一件什麼樣的事，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巴金接著說：“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難卻在如何使這生命像落紅一樣化著春泥，還可以培養花樹，使來春再開出燦爛的花朵。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擺在我們的面前。不過什麼時候才能夠達到光明，那就是問題了。這一點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會找到。”這是他給讀者的回信。我發現像巴金這樣寫信的方式很適合當老師，給人家一種鼓勵，但是又不是說，這個是寫得非常好。他給讀者的信不是一味說，你們都像覺慧那樣。那就全亂套了，是嗎？
有一位學生寫給巴金的信，比較長。我們來看一看，她說：“先生的文章我真的讀過不少，那些文章給了我激動、痛苦和希望。我有時候看到書裏的人物活動常常夢幻似的想到那個人就是指我，那些就是指我和我的朋友。我常常讀到下淚，因為我太像那些角色，那些角色都英勇的尋找自己的路了，我依然天天在這裏受永沒有完結的苦。我願意勇敢，我真願意拋棄一切束縛我的東西啊，——甚至愛我的父母。我願意真的‘生活’一下，但現在我根本沒有生活。”下面她講她自己的情況，我是個大學低年級的學生，而且是個女生，父母管得我象鐵一樣。但他們卻有很好的理由，把我當兒子看，很重視這個女孩子，我把你當兒子看，賦予你歷史的重任，振興家族的重任，就寄託在你身上，你說你要好好努力。現在年輕的學生保證也有這種感受，家裏面，父母親，爺爺奶奶，還有外婆外公，都把重負托到你們身上了，就寄希望你們。而且他們並不象旁的女孩的父母，並不阻止我進學校，也不要強行替我訂婚，但卻一定要我規規矩矩掙好分數，畢業，得學位，留美國，就是這種狀況。所以她跟巴金說：“先生我等你幫助，我希望你告訴我，在我這樣環境裏，可有什麼方法掙脫。我絕對相信自己有勇氣可以脫離這個家，先生，幫助我吧，我等待你用一篇新文章來答復我。”這是一位大一的學生寫給巴金的一封信。她讀了《家》以後，受到《家》的感動，但是她又不知道怎麼做，於是就寫信給巴金。巴金在這之前心裏面有一個想法，已經在打算寫《春》了。《家》裏面不是寫覺慧走出家庭麼，所以他準備寫《家》的一個續篇。那是幾月份收到的，然後一兩個月以後，《春》馬上就在報紙上開始連載。所以你知道，巴金回應讀者很快，讀者希望這樣，要求這樣，當然也要他剛好有這樣一個思路，那麼他就馬上寫了，就連載。連載以後就很快地出來了，幾個月以後就出來了。《秋》出來以後就出版了。出版以後人家又說了，《春》出了以後，有一位讀者就寫信跟他講：“巴金先生，你寫的那麼多的年青人，寫大家庭，寫《家》，寫《春》，寫的這麼一個大家庭。剛看《家》的時候，大家很熱鬧的，那你幹嘛要寫大家最後逃的逃死的死，好像很悲慘。你為什麼要這麼樣子寫？”巴金後來想想，他說我後來覺得我應該回答讀者，所以他就說他為什麼寫《秋》呢，我應該把這個故事有個了結。我應該把該埋葬的屍體埋葬，然後往前走，所以他就寫了第三部《秋》。
所以《家》、《春》、《秋》就是這樣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作者跟讀者之間是一種回應，而且他們是共同地在創造著作品的人物，共同地在設置作品裏面大致的傾向。這是一種默契，一種配合。所以在這樣一種過程裏面可以看到，巴金的讀者不是一般的那種作家跟讀者的關係，他們是在文本之本或者在作品之外的一種文學交流，一種文學互動。他們的關係是一種，巴金的創作有點，他們之間的關係，作品的那種意義，或者說巴金作品的思想，或者巴金的主題意義這些東西，巴金作品的意義是巴金和讀者在互動之間共同形成的。傳統的觀點認為作家面對芸芸的眾生，他是佈道的牧師，那麼學生是信徒，就拜在他腳下。或者說作家是老師，是導師，讀者是學生。他們都是要向學生宣傳，學生只有接受。但是巴金的創作與傳統觀點不同，所以他們是一種同構的關係。比如剛才那個大學生就向巴金期待，像我這樣的女孩子，像我這樣的女大學生，那麼我應該怎麼樣？這是讀者的一種期待。我們看到《家》中覺慧沖出去，那麼要是女的怎麼辦？好多讀者有這種期待，那麼她這個想法就透露給巴金。所以你可以看到巴金的這種作品，不完全是他自己想出來的，有些東西讀者已經提到。所以他在這裏面，這個作家跟讀者的關係，跟接受美學裏面，跟接受理論裏面，所講的讀者跟作家的關係還不是一樣的。他在這裏面，讀者已經提前介入了文本。
這個是對過去一個世紀巴金作品閱讀的一個瞭解。那麼現在還會有人來讀巴金的作品嗎？所以我第五個問題，就是新世紀還會不會有人讀巴金的作品。當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有一些人，他們就覺得不一定。但我不是隨便亂講的，2001年年底，在我們福建也召開了一次“巴金學術國際研討會”，然後有的研究者也對這個產生一種疑問。報社的記者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他們緊緊抓住這個問題，馬上做了個專版，叫做“現在誰還在讀巴金？”畫了一個很大的問號，有一個專版。對這個問題，從我對巴金和讀者的關係來看，我覺得還是會有人讀的。為什麼呢？因為文學作品會為不同時代的讀者提供不同的東西，而不是說提供同樣的東西。一個成功的文學作品或者是一個經典的作品，我們看到，經典作品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對不同的時代，對於每一個時代的每一個讀者，它都提供不一樣的東西。那麼作品只不過是一個課題，它包含了各種各樣的東西。用接受美學的話講，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樂，在其演奏裏面不斷地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從詞的物質形態裏面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所以這從接受理論的角度來講，如果是經典，是有可能。
那麼問題是巴金的小說是不是經典，能不能給當代作者產生一種閱讀的期待？那麼這也要對巴金作品進行具體的分析，有一些作品不一定後代的人會一直讀下去，只會讓研究者去讀。但是有一些作品是可以不斷演繹，比如說《家》，比如說《寒夜》。比如說《家》，我們看到20世紀30年代有人演，40年代有人演，50年代有人演。那麼當然21世紀從常理來推，它也是會有人演的。不同人的接受期待在裏面，都可以得到滿足。然後從接受的理論來講，一部作品要讓不同時代的讀者能夠接受，作品本身也有一個先決條件。那是什麼先決條件呢？就是說他的作品必須帶有一種召喚結構，才能把讀者吸引過來。召喚結構提到的兩個最關鍵的因素，一個就是作品裏面必須有空白，必須有未定性。那麼《家》裏面有沒有空白？實際上，《家》裏面有好多空白。比如覺慧，覺慧大家看了以後，他尋了鳴鳳怎麼樣。但是好多現在的大學生看了以後，覺得他跟琴表姐的關係，因為小說裏面又暗示出這種，他很喜歡琴表姐，後來又喜歡上鳴鳳。所以大學生在看《家》的時候，看到他跟鳴鳳談戀愛，就覺得很不像，就一直笑，說那種不是戀愛，他們覺得不是戀愛。那麼這個會產生歧義才會有人讀，你什麼都白了，都固定在那裏，是不行的。所以它必須有空白，必須有未定性。然後在不同的時代裏面，它必須有新的容量在裏面，可以經過不斷挖掘。我們說《寒夜》是一部悲觀的作品，巴金的《寒夜》最後寫到曾樹生回家找丈夫，找兒子，知道丈夫死了，兒子跟著老太太也不知道流落何方。最後孤零零剩一個女的，拿了一個包就走了，然後最後一句話說：“唉，太冷了。”她需要溫暖，那是很沒希望的一個，她需要溫暖。但是有外國讀者讀了以後，來請巴金簽字，就說這是一本充滿期望的書。他讀了以後感覺跟我們不一樣。有個日本人，後來成為巴金研究者。他說他在最困難的時候讀了《寒夜》，《寒夜》支撐著他挺過來。還有個學生更有意思，他讀了巴金的小說以後說，他要改編巴金的《家》。所有的作家，好多人都改編過巴金的《家》，他說包括巴金自己的《家》，還包括曹禺改編的《家》，他說他都不滿意。他說他改寫的劇本裏面所有的男人都不會出現，只要用背景和聲音作為陪襯就可以了，人不能出來。在巴金的《家》和曹禺的《家》裏面，男人全是主角，男人的悲劇是社會的悲劇，而女人的悲劇僅僅因為她們是女人，是男人悲劇中的道具。我想說，其實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覺醒，男人除了金錢還有權力，除了權力還有女人，因為有太多的退路他們才有麻木的理由。而當時的女人，她們的世界只有男人，既然她們不能選擇愛情，如果不想一無所有就必須站起來，走出去。然後他說他的作品最後，那就是琴帶著淑英，帶著淑珍，都走出家庭。他的（作品）深受女權主義批評的影響，可以看得出來，但是首先文本必須提供有他這種接受，有他這種批評的前提。所以我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就是在新世紀裏面，對巴金的接受還是會繼續下去的。而且他作品裏面的這種空白和未定性，都會充分地被顯示出來，都會被充分地挖掘出來。所以巴金的作品在新世紀的閱讀裏面，他的意義會得到不斷地豐富和充實，他的作品會一直流傳下去。
主持人：
百歲的巴金先生，的確寫出了很多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同時也說了很多讓人難忘的話。其中有一句是這麼說的，他說：“我現在的信條，是忠實的生活，正當的奮鬥，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我的上帝只有一個，那就是人類。”
我們非常感謝辜教授，帶我們一起走近了這位大智大愛的世紀老人，同時我們在這裏一起祝願巴老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世紀講壇》，下周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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